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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中频繁出现的“蝗灾”,为何现在已经很少在中国看到?

自打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各类自然灾害就始终相伴,地震、台风、海啸、洪水、干旱…..即使是进入工业社会,已经高度发达的现代,各种灾害仍然是时有发生,这是大自然提醒人类:不要得意忘形,要保持一定的敬畏。
不过,人类仍然取得了很大进步,现代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远远小于古代,在有些能力比较强的国家,有些灾难甚至已经被控制住了,以中国来说,农业时代的很多天灾,现在国家应对能力都相当强,比如水旱灾害,基本不好造成社会动荡;甚至,还有一种自然灾害,这种天灾在史书中屡见不鲜而且破坏力极大,但现代在中国几乎绝迹,这就是蝗灾。
蝗灾,又称蝗祸,是指蝗虫引起的灾变,大量的蝗虫吞食禾田,使农产品完全遭到破坏,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以致因粮食短缺而发生饥荒。在古代,这是世界级的灾变,亚欧大陆多个国家均有过蝗灾记载,每次都造成巨大破坏,粮食往往颗粒无收。
古代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蝗灾最严重的国家,根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商人防蝗的记载。
在古代,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称为中国三大灾害。这是农业生产最重大的三个敌人。而由于蝗虫能飞移,有时候大量发生,形成大集团,因此灾害扩大面积往往远大于水、旱。
“国家不务畜积,不备凶饥人事之失也。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除蝗疏》,徐光启
史书中关于蝗灾的记载屡见不鲜:
“(46年)春三月,蝗螟大起,被害者九十郡国;二十八年(52年),大蝗,被害者八十郡国。”——《后汉书·五行志》
“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殍枕道。”——《旧唐书·五行志》
“嘉靖三十九年蝗食禾苗殆尽;万历十四年飞蝗蔽空;清朝康熙三十四年蝗起宝武界,饥民相食。”——天津市《宝坻县志》
……
中国人古代是农业民族,自然对蝗灾恨之入骨,对于如何防蝗也是绞尽脑汁,自宋朝以后,对蝗灾有了较科学化的认知,并总结一些灭蝗的方法,如:鸣金驱赶法、捕击法、火烧法、沟坎深埋法、掘种法、以及趁清晨蝗翅露湿难飞用器具抄掠法等。明末清初有大量的防蝗书籍,陈芳生有《捕蝗考》,分“备荒事宜”和“前代捕蝗法”两部分,江苏泰州人彭寿山撰《留云阁捕蝗记》,浙江鄞县人陈仅撰《捕蝗汇编》,江苏无锡人顾彦撰《治蝗全法》分“土民治蝗法”、“官司治蝗法”、“前人称说”和“救荒事宜”四部分。
经典动画片《黑猫警长》中也出现过“灭蝗”的情节,动画片中展现地“螳螂灭蝗”也是一种可行的“生物防治”办法,所以在中国古代,螳螂属于“益虫”
但,这些方法是不能根除蝗灾的,只能是“迎战”蝗灾,日本学者道家信道将中国治蝗史分为四期,古代靠祈祷,中古开始有方法,近代方法不科学,现代是科学驱除法的年代。清代则属近代时期。
最常见的“迎战”方法是什么呢?自然是最简单的捕杀了,考虑到效率,大部分是用火攻或者驱赶家禽前去迎击,比如道光四年旱蝗,“官民协捕,且焚且瘗,寻有群鸦及虾蟆争食之,殆尽,禾苗获全。”
可是,蝗灾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呢?,蝗灾往往和严重旱灾相伴而生,有所谓“旱极而蝗”、“久旱必有蝗”的说法,一方面,干旱环境对蝗虫的繁殖、生长发育和存活有许多益处,使得蝗虫大量繁殖;而另一方面,干旱使草地稀少,蝗虫生存空间变小且密集。当密度达临界点,血清素会引发蝗虫群聚,由独居绿色转群居褐色,集体迁徙寻求新的食物来源,这边造成的蝗灾。
中国古代“虫神庙”(传说刘猛将军能驱蝗,有求必应。在传统社会中,人们遇蝗灾时就到虫神庙中求蝗神接受人们的供品,不再吃他们的庄稼,或请刘猛将军施展威风,灭蝗虫)分布地点,基本反映了古代蝗灾分布地,可见较为干旱的北方地区居多。
20世纪开始,由于近代科学传入,中国科学家开始对蝗灾进行了更深刻的研究,而建国后,新政府为了保障人民利益,深入指导农业生产, 大规模的药剂防治蝗虫工作如火如荼展开,为了更全面弄清蝗灾发生规律,当时不少学者对蝗史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
1952年初,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马世骏接受了一项任务:解决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蝗灾问题。他和他的团队们,通过实地考察、定点观察、室内试验、数据分析等方法,揭示了飞蝗爆发的主因是水、旱灾相间发生,次因是社会不稳定及贫穷落后;明确了飞蝗次生型的演变规律及其演变的机制;提出了“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的飞蝗治理策略与措施:一方面通过化学方法和生物防治降低蝗虫密度;另一方面改造飞蝗发生地,如修筑堤坝、控制水位等,通过综合防治,大范围的蝗虫灾害在中国大地基本得到防治。
马世骏(1915年11月5日-1991年5月30日),山东滋阳(今兖州)人,中国昆虫生态学家,1937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1948年获美国犹他大学研究院科学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研究东亚飞蝗生理生态学、粘虫越冬迁飞规律、害虫种群动态及综合防治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力治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蝗区大为缩小,蝗灾发生率也下降了很多。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一些地方生态环境的退化,加上气候变暖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地方蝗灾死灰复燃。
早在50年代,我国就引进了安-2飞机进行灭蝗作业
也就是说,我国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蝗灾阴影,与“蝗虫”的斗争仍然在继续,2001年,政府在山东、河北、新疆三个重灾区,投资修建了三个现代化的治蝗机场(目前,最有效的灭杀蝗虫办法是用农用飞机喷洒农药,效果大,但成本也很高),现在每年基本在传统的黄泛区和草原地区仍然会有蝗灾,不过由于政府由能力应对,所以基本不会造成大量损失,所以城市居民很难从新闻看到相关报道,应该这压根不算个事儿了。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基本能控制危害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蝗灾了,蝗灾,基本可以算绝迹了,已经无法对我们造成巨大损失了。
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如此的,就在2020年2月,南亚和东非就爆发了大规模蝗灾,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境内沙漠蝗虫数量已达到约3600亿只,其规模和破坏力使非洲之角的粮食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些国家今年将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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