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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如何走出“人类中心”的思维

撰文:王晴佳《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长江讲座教授(2007年至今),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理事(2005—2015年兼任秘书长),主要著作有《全球史学史》 (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苏普里娅·穆赫吉合著),《筷子:饮食与文化》,《外国史学史》(与李隆国合著),《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等。
本文系作者为新著《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撰写的出版感言。
著者:王晴佳;出版方: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2020年4月。
本书是笔者的第一本学术论文结集,收录了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表的有关西方史学的二十篇论文。在我这把年纪的学者中间,编辑论文集出版已经是常态,有的已经在十多年了便出版了自选集了。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自然有自谦的成分在,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西方史学的传统和变化,而西方史学的发展变迁,特别自战后以来,其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往往让人目不暇接。笔者在三十年之间写作的论文,在现在看来,其中有些不免有“落伍”之嫌,不想轻易示人。最后让我下决心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的原因,除了出版社主编的美意,也因为本人以史学史的研究为主业,而其主旨便是要记录历史研究的发展变化。本人在过去几十年间所积累的经验,或许可以给读者起到一个批评、借鉴的作用。由此缘故,本书原题为《攻错集》。我在序言中曾有这样的解释:“本论文集希望读者能通过我对西方近现代史学的探析,对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历史研究有所启发。笔者喜欢‘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而不是更为常见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希望借用‘错’这一中文字的多重含义(‘打磨玉石’和‘错误’等),将过去三十多年来对西方史学史粗浅的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希求得到你们的‘打磨’、批评和指正”。在出版的后期阶段,编辑部与我商量,说是按照近年论文集出版的惯例,可以选择其中一篇论文的标题作为本书的书名,而他们的建议是用最新的那篇《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对此建议,我欣然同意。如同上述,我结集出版的本意便是想呈现西方史学之发展变化。该文处理的是最新的史学思潮,可以帮助突出本书的宗旨。此书的书名刚定下不久,中国便出现了新冠肺炎在武汉的爆发性传播,不少人得病乃至死亡。春节前两天武汉封城,全国各地都开始让人禁足,控制疫情的传播。而自二月开始,病毒则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出现,并以欧美两地最为突出,愈演愈烈,其感染和死亡人数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统计的同类数据。关于这次疫情的具体根源,科学家们还在探寻之中,尚没有明确的结论。不过之前发生的萨斯、禽流感和甲型流感应该给我们有所启示,这些病毒都是人与其他生命体密切接触之后才开始普遍流传的。事实上,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根据美国著名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研究,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传染病,都是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接触、特别是圈养家畜之后得来的。他在其畅销的名著《枪炮、细菌和钢铁》书中辟有一章,题为“牲畜的致命礼物”,其中具体指出,天花、流感、肺痨、疟疾、麻疹、瘟疫、霍乱等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病疫,均来自动物。而奇怪的是,这些疾病一旦转移到了人体之后,却似乎只是集中在人类社会传播了。这次的新冠肺炎所造成的伤害,其规模或许可以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相比仿,因此有人将之比拟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确,战争当然是造成人口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环顾世界历史,其实瘟疫、疾病所带来的伤害,则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与其说是仰赖了他们先进的枪炮,毋宁说是由于他们身上所携之细菌(天花和梅毒),让没有免疫力的美洲印第安人防不胜防,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而戴蒙德还强调指出,一次大战固然让人伤亡惨重,但在1917-18年发生的流感,则造成了两千一百万人的死亡,戴蒙德认为是有史以来一种疾病对人类最沉重的打击。贾雷德·戴蒙德历史学以过去为研究对象,但古今中外的史学家,大多数都信奉、至少希望“鉴往知来”抑或“历史使人明智”,希图通过研究历史而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有所助益和启示。如上所言,本书之取名或许有点偶然,但其实在最近二十年中,历史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或潮流,试图走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传统。从史学史的发展来看,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为历史不但由人所记录和书写,而且总是以人的活动为主体内容,古今皆然,而且颇能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于,“历史是人生之师”(magistrate vitae),历史书写自然为人类的生存、繁衍和演化服务的。不过在最近几十年间,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已经注意到,即使从上述这一常识出发,历史书写也必须走出人类为中心的传统思维了,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人类仍然暴殄天物、唯我独尊,那么其生存、繁衍和演变将会、而且已经面临了深重的危机。一个显例就是,近年气象学等科学家已经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果人类社会不尽快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那么随之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将无可逆转,对人类所依赖的地球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将直接威胁人类在未来的生存。比如我在书中收入的那篇同名的论文中,提到了艾伦·瓦斯曼的《我们不在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 一书,其书名和内容都让人不寒而栗,因为他指出了一个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悲惨前景。而这一惨淡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人之为人所自找的,是人类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这些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建立以来,特别是工业化之后对自然界的任意索取,从而对自然环境和其他生命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转而影响了人类的生存。二是现代以来科技的日益发达,生产出了不少足以挑战、超越人类智能、体能的机器、药品或其他新型物体,让人认识到人类已经不再是万物之灵长,可以高高在上,将自己的需求强加在世界其他万物之上。应该说,在史学界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界,正是第二个方面的发展让学者们提出并探讨了“后人类主义”的思考。像几乎所有的哲学层次的概念一样,“后人类主义”的定义颇为复杂;学者们没有明确的共识。一般而言,所谓的“后人类主义”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批判性的思考,其前提是认定各类科技的新发展,已经或者正在创造出“人类2.0版”,也即一种新型人类,于是需要重新讨论如何为其设定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但饶有趣味的是,学者们对这一“人类2.0版”是否一定代表了人类的一种演进,没有一致的意见。从一方面看,这一新型人类(如轻松击败国际象棋和围棋大师的谷歌阿拉法狗)有着远超人类的智慧和能力。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最近拍摄的许多以“阿凡达”【Avatar】也即虚拟化身为主角的科幻电影所示),这一新型人类、包括经过基因改造和服用药品的人,并不一定显示人类正在走向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譬如写作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福山早在2002年便出版了《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结果》一书,其中提到为了治疗诸如抑郁症等疾病,医学界已经开发出不少有效的药品。但如果这些药品的使用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么有些国家便可以用此来随意控制人类,让其承受不公正待遇但不思或无力反抗。而最近美国等地所发生的阿片类止痛药(Opioid)的危机,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出于遏制伤痛的需要,不少人服用这类药品之后,沉迷其间,不可自拔,最后丧失了性命。而这一危机的形成,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不法的医生、药房甚至制药公司,知道这种药物会让人上瘾,因此鼓励病人持续服用,希求从中牟利。这些例子证明哲学界、伦理学界讨论“后人类主义”、更新和制定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政府政策之必要性和迫切性。弗朗西斯·福山由于学科的不同,历史学界之重视后人类的现象,则主要表现为如何走出人类为中心的历史思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观念,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产物,而在所有前近代的文明中,均有一种尊重自然环境、体恤各种生命体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本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西方史学的传统与转型”为题,试图讨论的正是西方史学界如何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树立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思考模式。简而言之,这一模式从14世纪文艺复兴开始,经过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后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臻于极致。文艺复兴时期兴起了个人主义,鼓励了个人发挥聪明才智而获得成功。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强调人的思想解放,挣脱神学、宗教的枷锁,发挥和实践人的理性,这些都是迥异于传统社会的新发展、新现象。而19世纪的黑格尔和兰克则高度重视民族国家的建立,前者视其为人之理性和热情之辩证体现,后者将之奉为世界历史的主线,并以此作为视角描写、勾勒历史的进程。但也正是由于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和20世纪初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甫一结束,人们便开始反省这一被简称为“大写历史”或“启蒙运动史学”的近代历史观念和实践,而“二战之后的思潮和趋向”,更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些反省包括种种方面。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质疑了西方中心的历史规律论,那么新文化史、情感史等流派则突出了人类行为的个体心理和感性的作用,突破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考察历史变动的传统。这些探索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让人反思和反省上述“启蒙运动史学”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方法,为历史学走出人类为中心的历史思维铺平了道路。
王晴佳具体言之,史学界探索非人类或后人类为中心的历史思考,由大历史、环境史和动物史的研究为主要代表。这些流派均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了当今史坛引人瞩目的生力军。他们研究的侧重点固然有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主张质疑和舍弃人的行为在历史书写中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和能动性(agency),寻求它们的替代品。比如大历史便强调,与宇宙和地球的发展演变相比,人类的活动微不足道——如果将前者比作一天24小时,那么后者所占比重仅三分钟而已。环境史突出了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既指出人的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以“人类世”的出现为标志),更注意后者对人类活动的反制。动物史的研究最具挑战性。其近年的发展,不仅仅是像戴蒙德所做的那样,指出人类历史的变迁如何曾与各类动物共存,更着意变换角度,将动物视作历史的主角,从其视角来观察、考察人类行为及其后果,由此来变更人们的历史观念,同时也改造历史书写的方法。总之,虽然自古以来的历史,大都为人所记录和书写,但是否人的活动仍然抑或必须作为历史著述的主角,在当今史学界已经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和争论。在新冠肺炎病毒袭击全球,人们苦于应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开展这样的思考显得颇有必要。我们大多数人相信,人类将会成功控制这次流行病的泛滥。但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一仍其旧,视人类为宇宙中心而对自然环境和其他生命体予取予夺,毫不怜惜,那么人类社会一定还会在将来再次付出沉痛的代价。是所思也!2020年4月10日写于为瘟疫所困之美国新泽西州(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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