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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奥卡姆剃刀: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

孔子和整个儒家对宗教和鬼神的态度,对中国人2000年来的宗教-世界-哲学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宗教是几乎每个民族都会有的产物,可以说,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哲学观,中国从孔子开始的宗教观念和态度,其中折射出了中西方思想中的巨大鸿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的走向。孔子的奥卡姆剃刀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孔子对宗教究竟是什么看法。在《论语·雍也》中记载: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译成现代文就是: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智(知),孔子说:“专心致力于老百姓应该遵从的道德,尊敬鬼神但要远离它,就可以说是智了。”在孔子看来,君子首先要做好该做的事,尽必须的义务,对于鬼神,应该敬而远之。所谓敬而远之,顾名思义:离得远远的向鬼神表示敬意,重点是“远之”,不要和鬼神凑的太近。在《论語·述而》中更是直接记载: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语怪力乱神。关于这段,《论语集注》中是这样解释的:“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跡,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固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也就是说,怪力乱神中的“神”,指的是不能以常理测度,在现实中无法看到和触摸到,和普通人日常生活无关的事物。《论语集注》中引用的“谢氏”是北宋理学大家谢良佐,程门四先生之一。他的解释深刻影响了朱熹和南宋以后的中国论语注释学以及整个儒家学说的发展。怪、力、乱、神,分别对应了常、德、治、人。总的来说,孔子更关注现实社会,是典型的实用理性主义,“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孔子,也是历代受他影响的中国士大夫阶级和读书人所继承的世界观。2000多年前,孔子就举起了手中的剃刀,把一切和日常生活无关的“怪力乱神”一口气全剃了,这是一把中国的“奥卡姆剃刀”,比西方早了1500年。
形而上学的缺失西学涌入后,很多新儒家都将儒学和西方的宗教进行比较,认为西方中世纪是“神本”的社会,以神为主、以人为辅;相应的,中国古代是“人本”的,以人和人的生活为中心。冯友兰、熊十力、牟钟鉴等人皆作如此结论:儒家是“神道的形式,人道的立場,神道的手段,人道的目的。”
而在古代西方,查士丁尼时期的东罗马史学家还不无戏谑的记载道:“君士坦丁堡买菜的人是这样打招呼的:一个人说圣父圣子圣神,另一个回答“神圣的三位一体”。在古代世界晚期的雅典,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神像,以至于有人感叹“在雅典,神比人还多”。
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西方人更迷信,更容易陷入“怪力乱神”之中。在所谓“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类似理论的影响下,大多数国人对宗教嗤之以鼻,于是,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古代中国人更理性,也更“聪明”。不过,事实真的如此吗?首先,宗教是每个人最基础的需求,是人在对生和死、对未知、对永恒的思考时所必然产生的对应物。因此,宗教首先是个人的,其次才是社会的,说宗教是统治阶级的精神鸦片,从这方面看是不能完全站住脚的;宗教其实是人类精神最深层次的世界观的外在反馈。人在成为人之后,他/她就不仅有吃喝拉撒等最基础的物质需求,他/她还有着内在的精神需求。在此基础上,人还有着无止尽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在人类历史早期,在科学还未诞生之时,形而上的思考(有时候表现为宗教的思考)就是人最能发挥自身好奇心的对象。
而在很多国人看来,“形而上”意味着僵化的思考,没有实践的空想。这很可能是因为翻译的错误而导致的问题:18-19世纪,欧洲一度流行这一个哲学-物理学派:机械唯物主义,其西文原文为mechanical materialism,意为机械唯物主义。国内往往将其翻译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西文原文则是Metaphisics,意为物理学之前,在希腊语境中指的是“不接地气”的终极学问。在古希腊,形而上学是纯粹的精神思考,是没有任何功利成分的,也因此无法在实践中“表述”和“行动”出来,也许正因如此,中文译者才引申出“机械的、僵化”的含义,并以此贬低“形而上学”。孔子对鬼神现象存而不论,敬而远之,一方面令人可以避免“迷信”的诱惑,但另一方面,“鬼神”、“生死”往往指向了人最深层次的精神需求,指向了需要复杂的思考活动才能把握的“不可言说”的领域。真正的形而上学从泰勒斯开始,古希腊人和其他民族一样,发出了对人类-世界本源的喟叹。不同的是,在那之后,他们并没有对此“存而不论”,而是进行了孜孜以求、刨根问底般的追问和探究,他们并不像中国古人那样,满足于某一本“权威经典”的解释。在古代中国,人们奉易经等早期经典为圭臬,以易经中的内容解释宇宙和世界,阴阳、五行、图谶、河图洛书等,都是从易经和传统民俗的结合所产生的。
你可能要问,对这些问题孜孜以求有什么意义?第一,培养纯粹的能力,即不被世俗事务羁绊,不以物质利益为转移,纯粹的思考,纯粹的享受;第二,关于本源、生死的哲学问题,是非常复杂且容易产生歧义的,解决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相信权威的说法,不再多做思索;二是用符合逻辑,严谨缜密的思维给出思考范式。这就是苏格拉底所做的,他并不给出答案,甚至不给出自己的思考,而是引导对方对此进行符合逻辑的思辨,不断的精炼思维过程。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引进了几何学,在他看来,思考形而上问题,最需要的是如研究几何一样的精密,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宇宙模型,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思考最为全面,逻辑最为合理的解释;然而,没过多久,柏拉图的亲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就站出来“打了”恩师的脸。亚里士多德并不认可精神本原,而是引入了更物质的“第一推动力”。不过,真正让亚里士多德能和恩师并列的,并非提出一种“观念”,而是引入了一种哲学思考的程式方法,他总结了此前希腊语言学家、修辞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天才的发挥,为后世的思考者提供了普遍的研究方法。形式逻辑这一有力工具,让任何受过训练的人都可以进行理性的推导和辩论。
当然,在智者和苏格拉底的时代,希腊哲学就已开始对伦理进行研究,但他们对伦理和社会以及日常生活的研究,同样需要遵循严密的逻辑推导。比如,在柏拉图的对话篇中,充斥着对何为勇敢、诚实、美德这样基础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随后,柏拉图引入“理念”模型,将这些看似模糊不清的形容词带入了形而上学的范畴,并同样严肃的对待它们。
如果说,希腊和西方哲学发展的原动力在哪?毫无疑问是对形而上问题的好奇心所驱动的。想象一下,如果希腊人只在乎眼前看得到的吃喝拉撒,只关心眼前的日常生活,也只满足于对这些问题的肤浅、浮于表面、且模糊不清的解释,那么毫不夸张的说,希腊人将永远无法创造出作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哲学和与之相关的一切,当然,科学也无从谈起。简评之所以在标题上写作:中西方的区别。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无法代表整个东方,事实上,印度及其所影响的文明,也对形而上问题非常重视。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这样描述印度人:“精于精神领域的思索”,相比之下,玄奘这样评价东土大唐的老乡:“知文守礼,懂的遵守规矩”(意译)。玄奘不愧是一代大师,评论一针见血。不过,和西方不同的是,“印度派”的形而上学几乎是完全的神秘主义,也就是说,过分追求其中的精神体验领域,而忽略了理性的解构和再分析。举例而言,印度人更注重冥想、祭祀和诸如此类的神秘体验。对印度人而言,神秘体验更关乎个人,无须成文广而告之,因此,婆罗门的秘密都是口传而不著文字。当然,这也和婆罗门世家意图垄断宗教解释权不无关系。反对婆罗门而兴起的沙门,就对此进行了“反动”,佛陀的弟子就特地留下了大量的巴利语经文,以“普扬大法”。
有人或许会问,中国有道家-道教承担“形而上”的学问研究,但事实上,无论是道教还是道家,都没有系统缜密的研究,如前文所述,道家和道教所依靠的宇宙观主要来自易经,易经也因此被称为“天书”,包含了从宇宙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了易经的“定论”,后人自不必再对类似的问题继续发问。此外,在佛教传入前,本土道教的形而上水平还停留在巫术层面,水准和萨满教等相仿(在中国的环境下,多了点诱人的文学性)。这样,对于新儒学中所谓的西方重“神道”,中国重“人道”的说法,也就很容易做出解释:中国是以宗法制为基础,以复杂礼仪和纲常伦理为外在表现形式代替宗教和形而上学。在中国的环境下,人们似乎失去了探索形而上的必要,只要维护好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纲常,就是“顺天应人”,自然会得到“上帝”和“鬼神”的庇护。在西方,奥卡姆剃刀“剃掉”了因为长期发展而异常发达的形而上学体系,在此之前,科学的种子已在其中得到孕育。而孔子的“奥卡姆剃刀”,则直接“剃”了“多余无用”的思考,一股脑转向了中国式实用主义。于是,西方和中国的思想,从源头上就分道扬镳了。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冷炮的知识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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