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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郭沫若抛弃的日本妻子:独自培养五个孩子成材,坚持葬在中国

1894年,佐藤富子出生在日本仙台。
佐藤富子的家族算是当地望族,她的祖父是北海道大学的创始人,父亲曾是工程师。佐藤富子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20岁毕业于日本仙台女校。后来来到圣路加医院,做了一名女护士。
两年后,佐藤富子遇到了赴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当时郭沫若去圣路加医院探望病重的友人,见到了身为护士的佐藤富子,对她一见钟情。
郭沫若迅速开始了疯狂的追求,他在给安娜的第一封信中写,“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
在一封接一封情书的攻势下,佐藤富子逐渐被其热情所打动,陷入了情网。
佐藤富子的父母对女儿的恋情持激烈反对态度,他们希望佐藤富子回到家中,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日本青年。为了郭沫若,佐藤富子与父母闹得非常僵,基本断绝了来往。
佐藤富子认为嫁夫随夫,从此就是中国人了,她请郭沫若为她娶一个中国名字。郭沫若为她取名“郭安娜”,佐藤富子感到非常开心,在后来近八十年的岁月里一直用着这个名字。
郭安娜在恋爱的第二年,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但入学不久,就发现自己怀孕,只得辍学返回冈山。在随后的十年里,她为郭沫若生下了五个孩子,四男一女。
婚后的日子始终在贫穷中挣扎,郭安娜随着郭沫若在上海与日本之间,来回奔波。在上海的时候,穷的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回到日本之后,郭沫若开始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当时家里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就用一只中国式皮箱来代替桌子;穷的买不起砚台,就捡块砖头,磨成砚台的样子,结果这本二十万字的书籍只换回了五角钱。
郭安娜又要抚养照看五个孩子,又要做家务,又要挤时间打零工,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艰辛。为了生存,全家紧衣缩食,经常煮几个红薯就当一顿饭,有时候过不下去,就将棉被、棉衣等送进当铺来维持生活。
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郭沫若潜心学术,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著作,取得了学术上的杰出成就。
1937年,中日开战,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了郭安娜和五个孩子,独自乘轮船回到中国。
日本当局发现后,以“间谍”的名义逮捕了郭安娜,将她在牢房里关了近一个月。经过拷打、审讯,未能得出任何有价值的内容,只得将其释放。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子就此回归安稳,日方强令让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国籍,声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政府的保护,郭安娜认为孩子是中国血统,不能入日本国籍,对此坚决拒绝。
为挑起生活重担,抚养五个孩子长大,郭安娜拼命工作赚钱。原来是日本富家小姐,现在成了五个孩子事实上的单亲妈妈,迫于生活只好什么都干,租土地种菜、农忙时候帮别人打短工、替人洗衣裳、到农村收购山货、腌制贩卖萝卜干……什么辛苦都尝尽了。
后来也曾经有中国的记者前去日本,见到郭安娜,发现她“家徒四壁,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
但在她的拼命努力下,五个孩子不仅平安长大,还都继续了自己的学业,没有一个孩子辍学。几个孩子也都比较争气,抗战胜利前,长子已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读化学专业,次子也毕业于京都大学,读建筑学专业,三子考进了东京水产讲习所,女儿考进东京女子大学,最小的儿子在读中学。
郭安娜对此也非常欣慰,认为自己可以向老郭家交待了。战争结束后,郭安娜感觉终于看到了希望,想尽一切办法要回中国。
然而等到她多番辗转,带着最小的儿子和女儿万里寻夫,来到郭沫若面前的时候,发现郭沫若已经再次结婚,并且又有了五个孩子。
其实就在郭沫若回国的第二年,就已经和曾做过女明星的于立群同居了,第三年补办了婚礼。
总之,当郭安娜十年艰辛,万里寻夫,见到郭沫若后,两人面面相觑,气氛尴尬。面对这样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十年时光里积攒了千言万语,到现在全都没必要再说了。
郭沫若找来老朋友冯乃超做郭安娜的“思想工作”,冯乃超向郭安娜指出,这种不幸是战争造成的,希望郭安娜能够尽快结束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最终,郭安娜带着孩子,再度离开。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盛情邀请下,郭安娜再度回国,加入了中国国籍。
虽然不再是郭家妇,但郭安娜认为自己始终是中国人。五个子女当然更是中国人,毕竟他们身上确确实实流着中国的血液。在郭安娜的安排下,几个子女也陆续回国,郭安娜说:“中国的建设缺人,我叫他们回来,就都回来了。”
五个孩子都非常优秀。长子郭和夫,后来成了中国有名的有机化学家、石油化学家,主持创建了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
次子郭博是建筑师,回到中国后,进入上海建工局工作,参与设计了上海希尔顿酒店等建筑。他还热衷摄影,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三子郭复生,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工程师。
四子郭志鸿,中国著名钢琴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
女儿郭淑瑀,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
后来的郭安娜随子女居住,极少与人来往,也不参加社会活动。她每年回日本探亲一次,但是每次只待短短几天。她向亲人表示,她已是风烛残年,一旦生病,恐有不便。她表示要死在中国,埋骨在中国。
1978年,郭沫若病危,85岁的郭安娜得知后,赶来探望,但只在医院呆了片刻就走了。朋友惊讶地询问为何这么匆忙,郭安娜回答,“他不愿意谈”。
1994年,郭安娜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死前将全部存款捐献。这是一位曾经的日本妻子,后来的中国女性,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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