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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优生学”到“性心理学”:霭理士在东方的现身

撰文:戴潍娜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五四以后,一波启蒙者在接下来的十年纷纷经历了身份上的转型:鲁迅逐步转向左翼,刘半农转向精专学理,胡适则渐渐确立半从政半治学的人生。此刻的周作人,同样面临着新的人生规划。他亟需一个具象的人生设定,而就在这时他找到了“少数派”霭理士。这位活着的大师,给他提供了人生和学术的绝佳范本。周作人对霭理士既有宏观上的认识,又有微观上的阐发。他多次直抒对霭理士的钦佩:“蔼理斯(Havelock Ellis)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个思想家。”那些年里,周作人几乎收集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霭理士著作并认真研读。有关霭理士的文章,周作人一生写了66篇。在自述中他还写道:“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思的著作。”霭理士最初被译介到中国,周作人功不可没。除他以外,民国初期报刊杂志上零星出现的霭理士相关文章,则很多与优生和节育问题相关。《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6期刊登了杨贤江译的《产儿制限与优生学》和乔峰译的《产儿制限论》;《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1922年第39期、第40期,连载衡石译的《生育节制论》。1924年,霭理士的著作《优生问题》第一次由王新命译为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霭理士被译为厄尔力斯)。通过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阐发,霭理士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优生理论。周作人“为人种的前途,为社会国家的存在,为世界文明的进化,我们应当产生极优良的子孙。欲产生极优良的子孙,所以不得不选择良好的人种。”这是一段霭理士呼吁优生学时的宣言。优生学,又叫善种学、产儿限制等。作为一门学科,它起源于英国,兴盛于德国、美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前半叶之间发展迅猛。优生学在英国最兴盛的时期系1904年至1939年间,这段时间正是欧洲人口结构发生巨变的阶段。彼时,人类对于细菌学的研究已有了突破性进展,人类的平均寿命得以延长,然而社会上开始出现一种普遍现象:越有文化的人,生育越少;而越是身处底层的人,生育越多。对子女的教育与培养就成了问题。总人口在增加,但国民素质在下降。一时间,英国上下弥漫着亡国灭种的威胁论。“种族构建(race building)”和“种族净化(race cleansing)”的思潮可谓应景。霭理士所面对的正是人口暴增的时代,他总结当时人口骤增的原因,一是近代人道主义的感念,二是与人道主义相伴而来的科学的组织和医学卫生。他坚信人口过量就必须加以限制,以维护人类统一体的健康。“合于科学的,同时又合于人道的唯一方法,那就是生育节制了。”由此,霭理士相信优生学是人类最为基础且最为必要的学科,生育节制是人类文明的手段。“优生学上有两个目的,在现代更比从前需要的,便是:(一)阻止劣种的生产;(二)鼓励优种的生产。而阻止劣种生产这件事,似应最先施行。”产儿限制的具体方法不是禁欲,而是避孕。高等生物的物种繁殖数量都比低等生物要少,且生存质量越高,越能控制生育数量。对生殖力的控制,是自然与物种的双重进步。当时法国等国人口增长率下降,霭理士认为这表明高阶层的人有了善种——优生学的素质。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过多的生育也会给女性带来巨大的生育痛苦及抚养负担。霭理士进而认为,过多的博爱会导致劣种大肆繁殖,优秀人种养着劣质人种,优秀的人和中等的人将沦为劣等的人。无限的生育会降低人类文明,阻碍社会进步。霭理士本着为全人类的发展负责任的态度,要将优生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加以推广。生育节制不仅是个人的事,更关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存亡和文明的开化。霭理士认为仅有优生学和限制产儿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把二者结合并付诸实践,他甚至天真地设想去记录统计公民及其祖上的品行、体质、智力等指标,并通过颁发证书来登记审查,由此取舍可供继承的人种。他对此解释道:“人类善种法不必是,也断乎不是有权势的科学家冷血所择的配合,不过将来大势会先从社会上有智识的人自动入手,然后造成一种风气渐次及于智识较浅薄的人类使他们模仿——如此然后我们的后代子孙——文化的明星——不由于天命偶然而生的,乃是祖先能力所及而模规的。”这些理论同样影响了德国知识界。此时的德国,还没有施行犹太人清洗与种族灭绝,优生学关注的重心还是政府控制生育率、预防遗传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晚期,优生学才与纳粹靠得越来越近,更准确地说,是纳粹与优生学越靠越近,直至德国的医学界与纳粹政权合流,成为纳粹的帮凶。霭理士逝世之年,正是二战爆发的那一年,此后优生学作为一门学科一路偏航、衰落,战后被逐出学术殿堂。霭理士身后的寂寥,与时代对优生学的否定也不无关系。优生学传到中国,同样伴随着人种改良的思想。早在清末,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都对此影响深远。《天演论》中有“先去其不善而存其善”“去不材而育其材”的句子,不过赫胥黎并不支持人为的优生,认为人的优劣很难简单判断,且这种淘汰太过残酷。1920年,新马尔萨斯主义也传到了中国,在知识界引发过多次就生育限制、优生学问题展开的论战。事实上,优生学进入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语境,即中国近代以来的战败与衰落,引发了对中国人种的思考。在种族主义的语境下,输给西方是人种优于对方还是弱于对方?不论康有为还是梁启超,在讨论生育限制的话题时,都会论及种族优劣。在中国“优生”更多是为了“强种”或“善种”,优生学因而也被译作“善种学”。从“强种”到“优生”,继而兴办女学,限制生育,最终获得中国的强大,这是一整套完整的逻辑。而这些与优生学在欧洲国家的出发点有一定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中国,生育节制问题始终是与妇女解放潮流联系在一起的。女权主义初兴之时,人们首先需要破除女性在智力、能力上不如男性的偏见,进而争取男女平等。女权主义的首要问题,是要解决女性并非生来不如男性,是社会环境的压制导致了女性的劣势地位。优生学的学说,无疑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中有用武之地。现代社会女性要经济独立,与男子一样受教育并参加社会工作,不再做生育的工具,必先取得生育的自主权。二十年代初,由于美国女权斗士桑格夫人的访问,中国新文化媒介都在关注优生与节育的问题。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是“计划生育”的最初倡导者,她曾与霭理士有过一段惊人的友谊。她因为倡导节育和避孕而官司缠身,一度面临高达四十五年的监禁,不得不逃亡海外。霭理士是她在英国最重要的声援者,二人曾一度频繁约会。拥有不竭激情的桑格夫人是点燃蜡烛的一方,亦是吹灭蜡烛的那一个,霭理士在这段关系中完全陷于被动,他后来回味那段交往的光阴沐浴在“苍白的忧郁与春风洋溢的光环之中”。因为桑格夫人的缘故,他更多的关注起节育的话题,接受她的约稿,为其主编的倡导计划生育的杂志撰写相关文章。优生学虽然不是霭理士研究谱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并非他本人兴趣主旨所在,却成就了他在中国的初期传播。
2霭理士优生学思想在民国初期受欢迎的程度,体现在“一文多译”的现象。较之于他的其他研究,他的“优生学”理论似乎受到格外青睐,成为了他在主流传播之外的意外流量。尽管他的著作在民国多有译介,但往往限于周作人、潘光旦等有限的几位“私淑子弟”,而他优生学方面的文章则涌现出多位译者,在不同的年代翻译出多种中文版本,并在不同的杂志发表或连载。例如《产儿限制与优生学》一文在1922年由杨贤江翻译发表后,在十五年后的1937年,由应远涛译为《生育节制与优生学》重新发表。笔者初步统计霭理士优生学思想译介,有王新命翻译的《优生问题》,彭兆良翻译的《科学的生育》,另有在桑格夫人著,陈海澄译《节育主义》一书中,霭理士所作的序言;周建人编译的《进化和退化》一书中,有一篇霭理士所作的《生育节制》。自1920年起,《妇女地位之将来》《妇女地位的变迁》《产儿限制与优生学》《生育节制论》《产儿制限论》《生育节制能改良人种吗?》《善种学与恋爱》《生育节制与优生学》等译介文章陆续发表,大多刊登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影响力较大的出版物上。霭理士霭理士的优生学之所以能在中国被广泛传播,其原因在于他将妇女解放与优生优育问题紧密结合,真正从女性的角度出发看待婚恋与生育。他认为“生育节制,是使妇人得自由的事情,那是无容质疑的”。民国时,中国女性逐步树立起现代的爱情观,可以说霭理士为这种爱情观奠定了理性的基础。他认为爱情并非没有前提和限制,不能一味相信情感,要提倡理想相宜的相配,人选择配偶并非只有欲望,还有理性和良知。他相信,理想的情感与优生学是步调一致的,优生学促进了美好的恋爱。美满爱情和婚姻,要建立在美满家庭和优良的子女身上,也建立在双方认同优生学的基础上。“善种学所反对的乃是那些不良而残害神圣恋爱的各种影响:一则防止因一时欲望的冲动而讳以恋爱为名的不相宜的结合,一则结合那因金钱、地位及其他物质的隔阂永远不得配合的人类,在善种旗下的理想配偶上得以完聚,成为理想上恋爱的夫妇,成立灵感的家庭,养育人类优良之花的小孩”。霭理士总结基督教的世界观中,只有两种生活方式:“其一即独身主义,其二即是以繁殖为目的之结婚。”在《妇女地位的变迁》一文中,他从妇女运动的历史,妇女运动的主因,谈论到共同教育,生育改良,废娼可能,婚姻进步,儿童公育,人口问题,妇女新教育等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是真正表达出女性的呼声。对于传统婚姻观中女性全身心从属于家庭,服务于家庭,霭理士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是社会的重大损失,是国家落后的表现。“往往男子娶妻,目的在乎雇得一位家仆,或是一个看护妇,而女子出嫁,只因为她管理自己,已经厌弃要想请丈夫来指导”。在《妇女的心:爱理斯妇女四论之一》一文中,霭理士谈到历史上的妇女只有制衣、调食、育儿三件事,但人类有天才之分,而天才不限于性别。如果天才的女性一生受困于家庭,则是对社会最大的人才浪费。在《优生问题》中,他倡导改良社会环境,限制婴儿生育的数量,优生优育。限制生育有悖于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因此无论民国知识分子如何呼吁,民众听者寥寥。知识分子们发现,人无外乎分男女,逼迫女子生育的是男人,劝男子没用,就劝女子;劝女子再没用,就劝学生,劝年轻人。民国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是以针对女性、针对青年而开展的一场新生活运动。女性解放,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改变,进而引发中国内在的运转机制的变革。在这一运动中,霭理士的私淑弟子周作人不是唯一的推手,但却是重要的一员。周作人早期翻译过许多优生学的文章,有戈斯德的《民种改革之教育》、黑田朋信的《游戏与教育》、新井道太郎《小儿争斗之研究》、长滨宗佶《小儿争斗之研究》、伐威尔《外缘之影响》等。而推广优生学的目的,周作人在《遗传与教育》一文中说得明白:“并世有善种学者,创于英国,本天演之理,择种留良,以行淘汰,欲使凡智各群,各造其极,实为教育之基本事业……教育之事,在应顺时势,养成完人,以为社会与其分子谋幸福。”霭理士的另一位私淑弟子,《性心理学》的翻译者潘光旦先生,则是中国优生学最重要的推广者之一。优生学强调基因的遗传,应和了中国传统的子承父业、父传子家天下,名门望族,书香世家的传统。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等书中认为嘉兴一带读书人多,是遗传的结果;中国戏曲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梨园行的人多是世家并互相通婚。优生学正应和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等级制和世袭制。鲁迅、陈西滢、章锡琛、章柏庵、社会学家孙本文、经济学者张履鸾等人则对优生学中的限制人口观念持批评态度。鲁迅在《运命》一文中写道:“现在的优生学,本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中国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济运命说之穷,而历史又偏偏不争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甚至他自己的遗嘱中,也不希望孩子借着自己的名头搞文艺,当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早期接受进化论,部分认同达尔文,但不一定认同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其弟周建人认可优生学,但反对潘光旦的文化保守主义,他在《产儿制限与性道德》中写道:“产儿制限的方法,可以使夫妇间的性爱和父母性完全分为两事,可以不忧虑小孩的产生而经营其正常的性生活,使夫妇得恋爱的热烈,和感情的和谐,家庭生活也成为更安乐和好。”结婚不再仅仅是为了生育和传宗接代,活着不再只为了祖先和后嗣,不再只为历史和未来,也可以为当下。若连自我的幸福都没有,更遑论生前死后了。尽管非议之声不绝于耳,优生学还是获得了潘光旦、丁文江、周建人、聂其杰、胡宣明、华汝成、胡步蟾、费鸿年、陈兼善、马寅初、地质学家翁文灏、人口学家陈长蘅等一众学者的声援与发扬。31927年到1937年是民国发展的“黄金十年”,这十年间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全社会对艺术、美、生活的要求也日日攀升。彼时朱光潜谈美学、丰子恺谈艺术的文章书籍风行一时,对霭理士文章的译介也开始偏重于美学、两性艺术、生活艺术等方面。1927年,《新文化》杂志连载彭兆良翻译的霭理士文章:《视觉与性美的关系》《触觉与性美的关系》《嗅觉与性美的关系》,并连载一鸣译《跳舞的艺术》;1931年,《妇女杂志》发表金仲华《霭理斯的“男与女”》;1937年,《书人》杂志发表顾良的《蔼理斯:写在“生之舞”译文前面》。以上都涉及霭理士《生命的舞蹈》《男与女》等代表作。1934年,潘光旦将霭理士《性与社会》一书中的两个章节《性的教育》《性的道德》分别翻译,并分别作为单行本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这为他日后翻译《性心理学》作了充足的准备。作为性心理学研究的巨擘,霭理士对中国的影响幽微且深远。就已知文献来看,其著作被翻译多而研究少。多数文章止步于书评和推介。学界虽对霭理士有所辜负,然民国以降,译介而来的霭理士著作几乎得到一致的推崇与肯定。与在英国初版时因有伤风化被禁不同,霭理士引入中国已届民国年间,科学逐渐风靡起来,有关性的知识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因而社会上并没有出现对霭理士“风化”上的讨伐。早年张竞生为推广自己的性学理论,把霭理士的文章大量摘编翻印成小册子,人们对张竞生多有批评,但围剿之火并未烧到霭理士身上。民国年间本是中国生活方式更迭的时期,新式的西化生活逐步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理构造和文化体质。霭理士的性心理学,是一门开启民智的科学,更是一门针对人生的艺术,它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使得人们懂得人生要追求性的快乐与美,这原本就是人生应该拥有的。他著作中宣扬的文明的生活方式,促使周作人、潘光旦等一批学者引进并建立了中国的性心理学学科。年轻一代由此可以抱持理性态度,将性爱、爱情与婚姻作为一门严肃学科进行探讨。至此,时代迎来了霭理士在东方真正的现身。1938年以后,霭理士的名气与影响在中国进一步扩大。1939年霭理士病逝,享年80岁,众多报刊如《现实(上海1939)》《科学》《新科学》《西风》等都作了报道,但仅集中在科技类和综合类的杂志上,文化界并未像1936年高尔基逝世时有较大的纪念活动。自霭理士仙逝,有关其性心理学学术方面的文章书籍逐日显露。1938年,《健康生活》杂志连载《艾理斯全集:性的心理学研究:羞怯心的演变》,并提前刊登了《为刊载“艾理斯全集”告读者》《写在艾理斯全集的前页:编者的话》;1940年,《大观园·都会》连载紫婴译的霭理士《裸体的研究》;1946年,《新思潮》和《文艺与生活》杂志先后连载陈介白译的霭理士《论爱情》《论艺术》《论宗教》《论道德》;1949年,《香雪海》和《香海花》杂志先后连载冯明章译的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冯明章分别完成了霭理士《性心理学》的翻译,并多次再版,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然而,这一影响持续到1949年便戛然而止。早在1890年,霭理士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散文集《新精神》(The New Spirit)。这部由伦敦贝尔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收录了评论易卜生、托尔斯泰、惠特曼、海涅、狄德罗等人的文章。同年,他在斯克里布纳?维尔福德出版社出版了《犯罪研究》(The Criminal),在这本充满反叛和渎神精神的小册子中,他打通文理科边界的本领得到了初步施展。这一年,他还获得了医学博士,并开始主编一套《现代科学丛书》。这套丛书大获成功,前后横跨二十五年,出版了五十多卷,每一卷都由霭理士亲自编辑校对,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从1897年至1928年间,霭理士开始了多卷本《性心理学研究录》(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的写作。原计划第一部为《性倒错》(Sexual Inversion),与约翰·阿丁顿·西蒙兹共同署名。这本书完成后低调出版,而西蒙兹的家人惧怕书籍被当作淫秽物品引来官司,擅自将书全部买来烧毁。霭理士只得将书中西蒙兹所写的部分全部删掉,另找出版商再出了一版。这一版一经发行立刻被伦敦当局下令查禁,霭理士为此打了一场官司状告当局,得到众多知识界人士的力挺,官司后来不了了之。霭理士在知识界一战成名,但他自感身心疲惫,白发骤起。此书后由汉斯?库雷拉将其翻译成德文,由乔治?H?威甘斯?维拉格在1896年于莱比锡出版。其英文修订版最终由沃特福德大学出版社出版,费城F.A.戴维斯出版社于1915年再版。紧接着,他以平均三年一本的速度,相继出版了这部巨著当中的另外五卷,他们分别是:1899年 《害羞的进化,性期的现象,自体性欲》(The Evolution of Modesty, The Phenomena of Sexual Periodicity, Auto-Erotism)(《性心理学》第二册)莱比锡大学出版社;沃特福德出版社再版)1903年 《性冲动分析,爱与痛,女人的性冲动》(The Analysisof the Sexual Impulse, Love and Pain, the SexualImpulse in Women)(《性心理学》第三册)费城:F.A.戴维斯出版社1905年 《男子的性选择,触觉、嗅觉、听觉、视觉》(Sexual Selection in Man. I. TOUCH.II. Smell. III. Hearing. IV. Vision)(《性心理学》第四册)费城:F.A.戴维斯出版社1906年 《色欲象征,消肿机制,孕期心理》(Erotic Symbolism,the Mechanism of Detumescence, thePsychic State in Pregnancy)(《性心理学》第五册)费城:F.A.戴维斯出版社1910年 《性与社会》(Sex in Relation to Society)(《性心理学》第六册)费城:F.A.戴维斯出版社霭理士奋斗半生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原定六卷,但在1928年,他又写了《异装癖及其他研究》(Eonism and Other Supplementary Studies),并将此添列为第七卷。他被公认为“性心理学”的创建者,如今各种性学著作可以登堂入室,成为被严肃对待的学科,乃霭理士开创的先河。罗宾逊(Panl Robinson)曾将他在性学研究中的地位,比作社会学中的马克思·韦伯和物理学中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然而,这七大卷令普通读者望书兴叹。笔者曾经在杜克大学图书馆借阅这厚厚的七大卷,从借阅记录中得见其中有几卷已几十年无人问津。这大概也在霭理士的预料之中。他晚年担忧这七大卷对于普通读者太过艰涩,继而在这七大卷的基础上,为非专业读者写了一本相对通俗易懂,却又不失体系的《性心理学》。这部浓缩了七大卷菁华,相对通俗简单的《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被学者潘光旦、冯明章等译翻译成中文。民国后期有关霭理士的文章多与两性关系相关,中国学界对霭理士的关注点逐步从优生学转向更为精深的性心理学。《性心理学》的冯明章译本(以下简称冯译)出版于1945年,潘光旦译本(以下简称潘译)出版于1946年。冯译本书名译为《性心理》,在封面上写有“研究人生最重要一面的世界名著”,书中比潘译本多了霭理士的再版序言。两种译本章节目录基本一致,冯译本行文简洁,句子相对中国化,注释很少;而潘译本则严格按照原本,行文相对欧化,并有海量注释。潘光旦冯明章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译有大量国际时政类文章,多发表于上海《文摘》半月刊上。除霭理士的《性心理》外,他还译有美国米开塞尔著的《心理作用谈丛》,于1946年3月由文摘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五节,讲恐惧心理、肉体与心理、消化与心理、怎样休息、神经过敏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冯译本共有五次节选连载于杂志上。1、1948年:《恋爱的艺术与性生活的协调》,《书报精华》第46期2、1949年:《性心理学讲座:性拜物狂(上)》,《香雪海:综合性周报》第1卷第9期3、1949年:《性心理学讲座:性拜物狂(中)》,《香雪海:综合性周报》第1卷第10期4、1949年:《《摘文:兽淫(摘录于冯明章译之性心理)》,《香海花》第2期5、1949年:《《文摘:性的冲动狂:摘录于冯明章译之性心理(待续)》,《香海花》第3期1947年,香港的《青年知识》杂志第二十二期发表了署名为怀瑾的文章《霭理士著“性心理学”》,对此书进行了概括性介绍,而文章前同时注明了冯、潘的两种译本:“潘光旦译,华侨书店总经售,冯明章译,文摘社第三版”。《书报精华》杂志1948年第46期中的《恋爱的艺术与性生活的协调》一文选自《性心理学》一书的冯译本,在文前按语中也写道:“霭理斯《性心理》……中文版本有两种,一为潘光旦译(商务版);一为冯明章译(文摘社版)。”两种译本当时都进入了读者的视野,但都把潘译本放在前面,足可见相较之下潘译本影响更大。潘光旦于1939年至1941年间翻译《性心理学》,出版过好几个版本。他为全书增加了十万字的注释和附录,开启了对霭理士《性心理学》的整体传播。在《性心理学》的“译序”中他写道:“以前学问的授受,有所谓私淑的一种,这大概是一种私淑的心理吧。至于译者所许的愿,当然也是一般私淑的门弟子所共有的,就是想把私淑所得,纵不能加以发扬光大,也应该做一些传译的工作。”他写作《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稿梓成自题》一诗抒怀,其中第一首曰:二南风教久销沉,瞎马盲人骑到今。欲挽狂澜应有术,先向性理觅高深。在知音传统下,一个人只需要打动极个别高级的心灵,拥有个把真正的知己,就可以征服一片大陆,荫泽一方水土。作为船长的儿子,霭理士一生都在“永不疲倦地追寻水域海平面以下的世界”。若论霭理士改变了谁的人生,恐怕还是周作人、潘光旦等大师,以及施蛰存、周劭、胡风等名家。理解霭理士需要渊博知识和西学底子,甚至需要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的基础。毕竟,“唯真才识得真才,唯真色不妒真色”,霭理士的东方知音潘光旦、周作人等人,携手民国女性解放运动的一众理论先驱,在中国开启了性的科学主义与性的人文主义。永远会有读者因霭理士而思路大开,拥抱新的文明和文化。他靓丽的思想,如永动机般更新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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