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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荐书 | 亚洲与一战:一部共有的历史

作者:徐国琦译者:尤卫群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一战并非只是欧战,亚洲的参与也不可忽视:中国派出十几万劳工远赴欧洲;日本对德宣战,并随即占领中国山东;越南和印度不仅派出军队,还分别为法国、英国提供了巨大物资援助。即便是朝鲜,也在全世界奔走,并在巴黎和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上,亚洲的参与才使“大战”变成了“世界大战”。
徐国琦,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基金全球化历史讲席教授。近年来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目前已经出版多部专著。
以下内容经授权选自《亚洲与一战:一部共有的历史》之第五章“朝鲜人:从三一运动到巴黎和会”:
作者:徐国琦;出版方: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译者:尤卫群;出版日期:2020-5
与印度、日本、越南或中国不同,一战对朝鲜半岛上的人们并没有太大影响。朝鲜人既没有参加战争,对它也没有太大兴趣。虽然如此,一战还是标志着朝鲜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它带来了威尔逊理想及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制定新世界秩序的承诺。根据全心投入朝鲜独立运动的郑翰景(Chung Han Gyong Henry)的说法,“一战对朝鲜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协约国首脑明确表明战争目的在于‘人民若不希望生活在某个主权下时,没有人能强迫他们’,这增强了朝鲜人民的斗志”。听到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演讲及他稍后在1918年1月的宣言时,朝鲜民族主义者和中国人、印度人一样激动,对新世界秩序以及它对朝鲜未来的意义兴奋不已。很多朝鲜民族主义者意识到“威尔逊时刻”是朝鲜前所未有的机遇,决定尽快采取行动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朝鲜归属的日本帝国在一战期间处于相对繁荣的时期。然而正当日本计划利用一战在亚洲扩张其势力,并提高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时,朝鲜民族主义者却希望战争能帮助他们摆脱日本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朝鲜,并在不断扩大的国际社会中成为平等一员。朝鲜人当然主要是通过美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与一战及战后和平会议紧密联系。当许多朝鲜民族主义者致力于推翻日本殖民统治活动时,他们为了自保而住在中国,并在那里发动独立运动,1919年3月1日的《独立宣言书》便以近似古汉语的文体写成。朝鲜人走向战后和平会议并为独立振臂高呼的旅程,是最清晰意义上的共有历史,因为终结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的计划不仅涉及朝鲜人,也包括了美国人和中国人。
1日本控制下的朝鲜和朝鲜民族主义的兴起正如中国和日本一样,朝鲜半岛数百年来都与世界隔绝。朝鲜向来是中国的朝贡国,然而19世纪末,日本决意把这个“隐士王国”拉进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之后,终于在1910年成功将朝鲜变为它的保护国。1895年日本在甲午一战中的决定性胜利终止了中国数百年来在朝鲜的宗主权,中国不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后的十年,日俄对朝鲜的争夺成为日本政治的核心特征。1905年,日本出乎意料地战胜俄国,巩固了它在朝鲜的势力,亦加大了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朴次茅斯是美国缅因州海军船厂所在地,1905年9月,在老罗斯福总统的斡旋下,日俄两国于此签订《朴次茅斯条约》,俄国人在事实上承认了朝鲜是日本的保护国。条约的主要条款包括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优先权,俄国保证不妨碍日本为“指导、保护、掌握”朝鲜政府而采取的任何必要行动。很多人认为日本打败俄国挑战了欧洲自以为文明更优越的想法,即在国际事务中支配帝国秩序的主张。因日本的胜利而产生的“东方觉醒”的意识“帮助激发了对帝国合法性,以及对深入人们信念之中的西方优势这一假设的挑战”。印度的抵制英货运动和中国的立宪运动都先后在1905年前后出现。但日本的胜利虽然削弱了西方帝国主义合法化的主张,却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杠杆”可以帮助殖民地民族主义者在实践中挑战帝国主义。马雪松有力地论证说:“为了建设更强大、更富庶、更‘现代化’的社会,努力引进日本模式虽然可能有吸引力,但却是一项长期计划。作为一个国家而非一个模式的日本,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利用其日渐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去挑战现有秩序;相反,它拼命想要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加入其中。”中国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政治精英对民族主义有了更为清晰地认识,而朝鲜人也同样越来越意识到新意识形态对于他们共同的未来的重要性。1896年,一群受西方教育的朝鲜知识分子及专业人士组成的独立协会(the Independence Club),成为朝鲜第一个积极采纳和拥护明确的现代民族主义的组织。中国的变法运动,以及对朝鲜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前途的深切关注,激励着独立协会成员,他们提倡按照西方自由主义路线实行政治及经济改革以增强朝鲜国力,对抗日本对朝鲜的进一步侵占,推动朝鲜走向现代化道路。独立协会对政府提出强烈批评,甚至把自己变成了一种公民集会。为推广其政治理念,他们发行杂志,组织政治活动。这些刊物“成为表达他们的观点,特别是新式知识分子的想法和西方自由思想的载体,在提高公众意识及理解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甲午战争独立协会的活动针对三个主要目标:首先,在面临外来侵略时保卫国家独立,呼吁朝鲜应该采取独立和中立的外交政策。其次,发动民权运动,在政治进程中吸引更多人的广泛参与。协会向人们阐述其意识形态的思想依据,包括人人享有人身安全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言论及集会自由的权利、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主权在民思想,被治理者有参与其治理的权利。“因此,独立协会在朝鲜历史上第一次发起了政治民主运动。”第三,独立协会鼓吹自强运动。其计划的要点是在每个乡村办学校,提供新式教育;建立纺织厂、造纸厂和铁厂,推动全国的商业化和工业化,通过发展近代国防力量以确保国家安全。独立协会的创始人徐载弼(Philip Jaisohn)吸取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思想,比如人民主权,将其融入独立协会的政治运动之中。另一位著名的协会成员是李承晚,在1948年到1960年任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1875年出生于士族家庭,在1894进入美国教会学校以前曾学习儒家经典。为了宣传独立协会的纲领,徐载弼创立了一份韩英双语报纸《独立新闻》(The Independent)。1896—1898年间,独立协会及其报纸宣扬现代化,以日本和美国为朝鲜发展的典范。朝廷中的保守派害怕改革会削弱其权力,坚决反对独立协会及其政治纲领,不久便取缔独立协会及其报纸。徐载弼流亡美国并入籍。李承晚被捕,获刑六年,其间受洗为基督徒。独立协会事件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中国同时代的“百日维新”。那场运动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进行,实际上由康有为及梁启超领导和推动。它也鼓吹近代化,但在1898年被朝廷中的保守派镇压。朝鲜政府在1898年末解散了独立协会并拘捕多名成员。此后,知识分子又组成了许多政治、社会团体,极大地帮助了朝鲜知识阶层,特别是城市的知识阶层提高政治及社会觉悟。当朝鲜统治者准备依靠外国力量的支持来保护王国的领土完整时,这个新的知识阶层则致力于确保他们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朝鲜沦为保护国后,日本日益加深的高压统治激发了朝鲜人民更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发起了更多的活动。在美国的朝鲜团体尝试通过外交行动阻止朝鲜变为保护国,而以夏威夷为基地的海外朝鲜人团体一同合作,派使者向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请愿,希望设法在朝鲜维持一个“自治政府”。罗斯福在纽约市接见了两名请愿代表—刚刚出狱的李承晚和基督教新教牧师尹炳求(Yun Byeonggu),但告诉他们自己帮不上什么忙。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与日本签署了秘密协定并达成共识。1905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桂太郎和美国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签署了《桂太郎—塔夫脱备忘录》,约定美国将不会干涉日本占领朝鲜,而日本则不会干涉美国占领菲律宾。这直接违反了美国1882年与朝鲜签订的条约,因为美国在其中承认了朝鲜主权,而更重要的是,它为1919年和平会议的决定模式开了先例。朝鲜人不可能知道这个交易,因为备忘录的内容直到1922年才公开。1905年之后的几年中,民族主义意识和相关活动在朝鲜迅速蔓延。武装团体在农村以游击战方式对抗日本军队,在城市,爱国团体纷纷成立,然后很快又被日本人解散。这一时期,朝鲜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活动急速上升,也十分成功,其中绝大多数的传教士都来自美国。虽然他们十分小心,不公开表示支持朝鲜民族主义,以免惹怒日本当局,但随着关于进步、近代化和国家的新思想在不断增长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中的传播,愈来愈多的朝鲜基督徒在民族主义活动中表现突出。朝鲜佛教徒和昔日称为“东学”的天道教信徒在民族主义者的组织及活动上也十分活跃。一个模仿西方模式的近代朝鲜国家认同舆论在1890年代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大和发展。在探索国家性质和意义的过程中,朝鲜知识分子对朝鲜语言、朝鲜神话以及世界史进行研究。如同欧洲和其他地区民族运动兴起时所表现的典型特征一样,他们最常下的结论就是,朝鲜民族在古代出现,具有明确、同质的民族性格。1904年,朝鲜保护社(The Korea Preservation Society)成立。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后,人们已经不可能开展公开的独立运动。很多民族运动活动家逃到中国和美国这样安全的海外庇护所。朝鲜在上海的流亡者与中国政府保持着隐蔽的关系。朝鲜民族主义者在抵制日本统治时继续呼吁国际舆论的支持。1907年,第二次国际和平会议在海牙召开(第一次在1899年),大韩帝国高宗皇帝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要求恢复朝鲜独立。在俄国代表的好意帮助下,密使被允许参加会议。俄国当然非常乐意利用他们让日本在国际场合难堪。密使宣称1905年的《日韩保护条约》无效,因为朝鲜是在威胁下被迫签署的。他们要求列强干预,恢复朝鲜主权,但朝鲜代表未能说服那些外交官。由于日本施压,他们很快被驱逐出那次会议。受到失败的打击,朝鲜首席代表行仪式性自杀。整个事件令日本的朝鲜统监府十分难堪,高宗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被发现后,日本人借此逼他退位。海牙密使事件不但对朝鲜独立没有任何推动,反而导致日本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为1910年8月全面吞并朝鲜半岛打下了基础。韩国史学界常把1910年到1919年的直接军事统治时期称为“黑暗时期”,这大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相吻合。在日本的高压政策下,“只有宗教组织场所继续成为有组织的活动的唯一空间,新教教会的影响力持续增长”。日本当局采取了彻底同化朝鲜人的政策,并取缔所有政治及文化活动。朝鲜人没有言论自由,代表朝鲜人声音与利益的报纸一份也不许出版。日本人决心消除朝鲜人的反抗活动。1910年到1919年间,日本人颁布规定,“除总督府的朝鲜语报纸《每日新闻》外,其他朝鲜语报纸一律不准出版”,以此杜绝朝鲜语出版物。当局也不允许任何政治集会,没有设立自治机构或鼓励朝鲜人相信他们有权管理自己事务的任何打算。朝鲜民族主义者把他们的命运与印度人相比较,常常抱怨说:“在印度,人们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报刊宣泄不满;在朝鲜,连批评统治者的基本权利也被剥夺了。”朝鲜的报刊一直以来都相对自由,但现在却遭到严厉审查,所有民族主义者的组织亦属非法。日本报纸在一篇采访中说,朝鲜的日本民政官员也承认在朝鲜存在种族歧视。“或多或少有一些情理之中的不满使朝鲜人恼火,但他否认这些情绪与当前出现的许多骚乱有关,认为骚乱源于自决或独立等字眼带来的情感因素。” 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朝鲜民族主义者极为不满:甚至我们在宗教信仰与商业企业方面的权利亦全都被那无情的严刑峻法管得死死的……由于日本人的种族优越论,在公共事务上,朝鲜人深受歧视,不允许获得与日本人同等的教育。这种政策将使朝鲜人永远变成奴隶,朝鲜民族亦将毁灭。日本人企图消除朝鲜人的历史,代之以日本人写的假历史。除了少数下级官员外,日本人占据或完全控制了所有政府、交通与运输部门。日本不会让朝鲜人取得自治所需要的知识或经验。1911年,一个行刺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密谋被发现,多人被捕,其中包括留在朝鲜的大部分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由于禁止一切民族主义活动,很多活动分子离开朝鲜,刺激了海外朝鲜人的爱国团体在俄国、中国、日本及美国的增长。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在这一时期成为朝鲜民族情绪滋长的主要温床。作为同化政策的一部分,日本鼓励朝鲜学生去日本大学留学,结果使他们能接触到在朝鲜本土被军事当局禁止的、培养自由思想与批评日本统治的书籍。1909年,在安昌浩的领导下,两个已有的组织合并,成立大韩人国民会(Korean National Association)这个最重要的海外朝鲜人团体之一。安昌浩曾接受传教士教育,1902年移民美国,在加州定居,但他到夏威夷、墨西哥及中国长途旅行时,与被迫流落在那里的朝鲜团体接触。在海外的朝鲜活动家中,他是不知疲倦的组织者和主要领袖。李承晚游说罗斯福的使命失败后便留在美国,先后进入哈佛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1912年后,他也开始在大韩人国民会发挥主导作用。当李承晚等人于1909年在夏威夷创立大韩人国民会,以美国为基地继续进行国际活动的时候,金奎植则于1912年在上海创立了同济社(Mutual Assistance Society),与中国革命家建立起联系。1919年,国际社会主义大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为独立事业而流亡中国的朝鲜活动家被派去提出朝鲜独立的要求。朝鲜代表也出席了同一年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小国会议,呼吁世界舆论支持朝鲜独立。韩国史学家李基白(Ki Baik Lee)认为,朝鲜之外的独立派的武装斗争、在国外避难的爱国者的外交行动,以及秘密组织和教育机构在朝鲜的积极有力的动员,(这些)都表明韩国国民同仇敌忾誓死抗日的精神。这时,全国各地人民暴动此起彼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的殖民统治下,民族抵抗精神不断高涨,并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致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在这个时刻,适逢国际风云突变,为蓄势待发的韩国人民带来了机会。除了其他因素外,如此多的朝鲜爱国志士住在国外,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在大战期间,他们能够轻易地取得日本审查官拼命阻止传入朝鲜的信息。大韩人国民会远在一战爆发以前便开始在美国民众中宣扬朝鲜独立事业,在美国的朝鲜活动家们则很早便认识到威尔逊的言论有利于他们的目标。他们带头做好准备,向世界舆论宣告朝鲜的自决要求。李承晚在1904年,即29岁时在狱中(1899—1904年被监禁)完成了一本书稿,1910年在洛杉矶出版。这本书立即成为朝鲜人为争取恢复主权和独立而斗争的圣经。李承晚在书中呼吁所有朝鲜人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他认为随着一战爆发,帝国秩序出现动摇,朝鲜人有了得天独厚的机会。他和许多人都断言威尔逊理想完全适用于朝鲜独立问题。就个人而言,李承晚从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认识威尔逊,毕业时就是从他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正如弗兰克·鲍德温(Frank Baldwin)所说,“因此,李承晚会期待威尔逊对朝鲜事业有特殊的偏向和同情心”。李承晚与其他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活动家一样,朝鲜人对获得威尔逊支持的希望建立在对美国的长期观察之上,他们将美国看作现代文明的榜样,认为美国是列强之中最同情殖民地独立愿望的国家。另一方面,由于新教传教士在朝鲜传教的影响,以及那些著名的流亡海外的活动家都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对美国的这种看法在朝鲜就比在其他殖民地更常见、更根深蒂固。如同很多埃及、印度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认为美国有充足的财富与实力,无须依赖对殖民地的剥削,而威尔逊的华丽言词又使他们这一印象更为确定。甚至当日本在美国的默许下吞并朝鲜之后,受到常驻美国外交官和传教士鼓励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仍然继续相信美国会支持他们的独立。他们认为,威尔逊关于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普遍原则的宣言,同样适用于朝鲜。朝鲜人渴望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用新的威尔逊式措辞包装他们的独立要求,并意图在巴黎把这些要求直接提交给总统本人。一战停战后不久,一群朝鲜活动家便写信给威尔逊,劝说他把战时发表的讲话应用在朝鲜身上。在1918年11月25日给威尔逊的一封信中,李承晚等人写道:我们是一群致力于自治和政治独立的朝鲜普通人,深知阁下扶持正义,支持各民族不论强弱一律平等。当个别国家的特定目的即将让位于人类的共同意志时,我们呼吁阁下帮助朝鲜在巴黎和会上得到公平待遇。这封信继续指出,虽然朝鲜人并未直接卷入一战,在战争中没有正式与协约国发生关系,但“我们数以千计的同胞在战争开始的两年,在俄国战线上自愿为协约国的目标工作,而我们在美国的人民,在人力和财务上亦相应地为民主理想做出了贡献”。信中还表示,美国人有道义责任支持朝鲜的民族自治诉求,帮助朝鲜人摆脱日本的殖民枷锁,因为“为了自身利益的安全,美国不能承受”日本在远东的侵略。只要两千万“热爱自由的朝鲜人仍被迫生活在外国人的枷锁之下”,世界就不可能有“安全的民主”。朝鲜民族主义者在多次写给美国政府的信中一再重复上述说法,他们相信威尔逊“已经切切实实地说过,所有拥有自为一体的独特语言、文明及文化的单一民族都应该被允许独立”。当威尔逊在1918年1月发表以民族自决理念为基础的“十四点原则”时,很多身居海外的朝鲜人受此鼓舞,相信日本统治他们国家的时代即将结束,因此开始积极争取独立。当然,威尔逊在战时宣言里从未详细界定关于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但朝鲜请愿书的作者从威尔逊对民族自决的倡导中,读到了他们和其他民族主义者通常认为的界定国家身份的特征:种族、语言、文化传统及历史,并试图证明朝鲜符合这一标准。但这种方式意味着如果不符合标准,并非所有申诉人都应该得到满足,而一些请愿者不承认这种细微的区别。例如,一群住在纽约市的朝鲜人认为朝鲜的民族独立性不言而喻,只是请求在战后解决方案中把答应给小国的权利直接给朝鲜。美国及其盟友“已经赞同弱小国家自决这一伟大原则,所以威尔逊总统提倡,任何人都有权力”,包括朝鲜与其他小国,“根据自己的标准和想法规范自己的国民生活”。因此美国应努力确保朝鲜的自决权利。当具汏烈(Ku Dae-Yeol)指出朝鲜民族主义者对威尔逊的战时演讲充满希望时, 鲍德温亦认为朝鲜人期待威尔逊会在巴黎支持他们的理想。对日本殖民主义广泛而强烈的憎恶,随着威尔逊声明带来的鼓舞,让朝鲜人提高了期待。当威尔逊宣布他会出席战后和平会议时,朝鲜人对威尔逊的请求在数量和强度上都有所增加。威尔逊的秘书雷·贝克(Ray Baker)写道:这是(1918年)11月20日来自朝鲜代表团的灼热话语,根据他们的愿望解释威尔逊的话:刚刚结束的战争最后一次决定了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胜负,威尔逊总统亦明确地说,所有拥有单独成立的语言、文明及文化的国家都应独立……在日本统治下,朝鲜作为一个国家注定要灭亡。因此,我们,在以下签名的朝鲜公民们,在这里恳请文明世界的人民和政府,接受朝鲜对抗日本的理由。在中国及日本的朝鲜人经常讨论一战、自决及朝鲜独立的前景等问题,密切注意战时国际形势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出现在1918年夏天,那时传来了威尔逊的独立日演讲的消息。在演讲中,威尔逊第一次明确表示,他的原则不只适用于实际参与战争的人民,还适用于“许多其他人,他们为人掌控,无法行动。他们是许多不同的种族,分布在世界各地”。在日本的朝鲜学生将这一说法理解为对日本在朝鲜半岛统治的直接攻击,认为当时就是他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学生领袖张德秀在这一年的夏天西渡上海,与朝鲜人学校的校长吕运亨共同创立了“新韩青年会”(New Korea Youth Association),并开始策划行动。威尔逊威尔逊的朋友、亲信及顾问查尔斯·克拉恩(Charles R. Crane)在1918年11月到上海时,吕运亨出席了欢迎克拉恩的宴会,并“受到克拉恩有关自决原则演讲的鼓舞”。他在克拉恩演讲后主动接近这个美国人,日后也回忆说曾与克拉恩交谈,很受鼓舞,交谈使他相信自决原则将在和平会议中运用到朝鲜人身上。吕运亨与同伴十分兴奋,马上起草了一份呼吁朝鲜独立的请愿书,并将一份副本交给克拉恩,请他亲自带给威尔逊;第二份副本则交给了托马斯·密勒(Thomas Millard),他是上海颇受欢迎的英语刊物《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的出版人,当时正准备出发前往华盛顿及巴黎。吕运亨请他把请愿书亲自交给美国代表团。为了确保请愿书有一定的分量,这些朝鲜人决定用“新韩青年党”的名义——这是他们专门为此目的创建的名称。请愿书包括以下恳求:朝鲜人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地为独立、公正与和平而奋斗着。我们呼唤全世界的良知,特别向坚守威尔逊总统伟大原则的美国人呼求,因为这个原则是政府的统治需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只要日本实行残酷的政策,我们热切希望的世界和平便永远不可能实现。总之,我们声明我们并没有被征服,只是被日本的谎言欺骗并受到摧残。同样的谎言和他们的帝国主义将摧毁整个亚洲,不会让威尔逊总统令人钦佩的和平与民主的理想有立足之地……一定要拯救朝鲜,民主一定要在亚洲存在。三十多年前,美国人在朝美之间的第一个通商条约中曾经保证朝鲜的独立,因此我们现在恳求你们,帮助我们确立同样的独立。当在中国的朝鲜人正忙着利用“威尔逊时刻”时,在美国的包括夏威夷的朝鲜社团亦迅速行动起来。团体也许不大,人数只有约六千人,但成员都受过教育,政治上非常活跃,组织良好。因此在朝鲜人对威尔逊声明的回应中,他们发挥的作用异常重要,与规模并不成比例。在上海及日本东京有很多受过教育的朝鲜人组成的小团体,情况也同样如此,每一个团体都不过七八百人,但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团体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18年12月,大韩人国民会向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朝鲜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号召人们团结一致,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他们在旧金山召开了“团结会议”,根据威尔逊的战后方案,决定由流亡西方的朝鲜人向巴黎和会提交请愿书,并恳请美国及威尔逊本人承认朝鲜独立。会议选出李承晚、闵赞镐(一位被正式任命的循道会牧师)及29岁的郑翰景承担这项任务。郑翰景的故事尤其引人注目。和李承晚一样,他出身书香门第,接受了古典汉文及儒家经典教育。他从当地一位自美国回来的老师那里听到西方各种有趣的故事,在这些故事的影响下,14岁便剪下传统发髻,并决定移民到新世界。他来到美国西岸,得到内布拉斯加一个小城里的一对美国夫妇同情,受邀同他们住在一起。虽然那里朝鲜人很少,但郑翰景的学习成绩很好,还作为毕业演讲代表从内布拉斯加的高中毕业。后来他进入西北大学学习,并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甚至早在内布拉斯加的时候,他就已经参与了朝鲜的民族独立事业;与当时很多朝鲜人及其他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一样,郑翰景对殖民主义的反对根植于一种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世界观,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这是将进步和近代化带回他的祖国,并融入渐进的国际秩序的更广阔前景的一部分。
2三一运动根据具汏烈的说法,威尔逊的理想的消息“一般被认为是三一运动的起点”。当海外民族主义者努力推动朝鲜独立时,很多在国内的朝鲜人通过流亡海外的同胞收到外界的信息,也开始考虑同样的可能性。上海的朝鲜流亡者为躲避日本警察而在法租界设立总部。他们“通过从中国边境步行进入朝鲜传递信息的组织”将威尔逊演讲的文稿及新闻传给朝鲜的民族主义者。当收到从上海来的消息时,一位在民族主义地下活动中非常活跃的年轻老师还记得当时的激动心情:“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已经公布了建立世界和平的‘十四点原则’,其中一点就是各民族的自决。你必须充分利用这个局面,你一定要让人们听到你的声音,威尔逊总统一定会帮助你。”虽然“十四点原则”中从未出现“自决”这个字眼,但正如马雪松所指出的,这一技术性问题在当时并不重要,因为“十四点原则”一词很快就成了威尔逊愿景的全部总和,朝鲜人和其他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到了年底,关于国际形势的消息通过上述秘密网络以及住在朝鲜的西方人不断渗入,“人们对于自治原则会将朝鲜解救出来的期待越来越普遍,在年轻及受过教育的人中尤其如此”。驻首尔的美国总领事在1919年1月报告朝鲜人新的情绪状态:毫无疑问,当前全世界的广泛运动都在寻求各个民族的自决,尤其是受外来统治的民族;它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思想已经产生了影响。在战争开始时,朝鲜人对协约国暗中有很强的敌意。它源于对日本的天然敌意,而日本是协约国的一员。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协约国的最终目标得到了认真和充分阐述,那些习惯于超越眼前的状况,并根据世界形势来看待祖国事务的朝鲜人,开始看到协约国的胜利可能并不会给他们造成不利的影响。重要的是要记住,朝鲜独立的想法最早是由一群朝鲜学生在1919年3月1日之前宣布的。当各国代表在巴黎聚集,和平会议在冬天召开时,在东京的朝鲜学生成立了“朝鲜青年独立团”,决定必须采取一些有声有色的行动,引起世界对朝鲜人诉求的注意。他们决定在各地用朝鲜人的名义发表《独立宣言书》。后来被称为朝鲜现代文学先锋、当时还很年轻的小说家李光洙受命起草宣言。李光洙本人相信朝鲜国民性格的逐步改善是独立的先决条件,曾私下承认自己并不肯定朝鲜社会是否已经为独立做好了准备,但他认为朝鲜人不能错过威尔逊出席和会的机会。宣言书分别用朝鲜语、日语及英语写成,学生们将抄件寄送给在巴黎的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在日本的政治家、学者以及日本报馆,甚至还寄送一份给朝鲜的日本总督。2月8日,在日本东京基督教青年会,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大声宣读独立宣言。它以“两千万朝鲜人民”的名义,宣告“在那些赢得自由和正义的世界各国面前,实现我们的独立”。日本警察很快驱散了集会,拘捕了出席者中的27人。1919年3月,朝鲜女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国家独立。由于殖民当局已经取缔了所有朝鲜政治组织,宗教团体在民族主义活动中便发挥了重要作用。宗教领袖在民众中有广泛的追随者,能够帮助动员朝鲜人起来反抗殖民统治;因此活动家努力说服他们跟随东京学生的领导,在半岛内部发起一场独立运动。基督教和佛教领袖在独立运动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天道教的领袖也是如此。当得知在东京的学生发布宣言书的消息,有报告称,天道教最高领袖孙秉熙说:“当年轻的学生正在进行这种正义行动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同一时间,在上海的组织派遣新教徒鲜于赫(Sonu Hyok,音译)到朝鲜,说服基督教领袖在巴黎组织和平示威,支持朝鲜的独立事业。他们说,虽然日本大肆进行反面宣传,但这些示威会向世界表明朝鲜人不满日本统治,并且为独立事业团结在了一起。由于只有宗教团体才能为有组织的公开活动提供保护伞,因此,随着新教教会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宗教领袖在国内独立运动中承担了领导者的角色。这就难怪在以全体朝鲜人民的名义发表的《朝鲜独立宣言书》上签署的33位重要人物,是由天道教信徒领袖孙秉熙、基督教组织领袖李承薰和佛教徒领袖韩龙云所带领的。这些朝鲜人都在等待机会,把他们的民族梦想带向整个社会及更宽广的世界。在朝鲜外部,人们普遍为自决原则感到兴奋,使朝鲜人相信世界终于能结束“武力时代”,进入“正义时代”了。而在国内,朝鲜高宗皇帝在1919年1月22日突然去世。他曾秘密派遣朝鲜使者出席海牙和会,失败后在1907年被日本人强迫退位,他的死给朝鲜人发动自决运动提供了完美的借口。因为悼念活动属于宗教活动范畴,各宗教领袖和朝鲜活动家立即决定利用高宗葬礼仪式进行政治活动,这一事件最终演变成朝鲜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也成为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独立运动的转折点。在朝鲜当时的形势下,抗议在很大程度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并没有突出的领袖人物带领。1919年2月19日,一篇题为《朝鲜的紧张情绪》的重要文章发表在《日本纪事报》(Japan Chronicle)上,文章中说:“前朝鲜皇帝的死亡让朝鲜人民痛惜他们丧失的独立感并不奇怪。”
1919年1月22日,已经退位的大韩帝国上皇高宗去世。
高宗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很快谣言四起,说这位昔日皇帝是因为反对日本人的统治而被他们毒死的。由于日本人的新闻审查阻止了可靠消息的传播,朝鲜社会上流传的谣言成了消息的主要来源,更逐渐助长了人们的反叛。日本在朝鲜的审查极为严苛,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审查官试图禁止任何一种语言谈及自决,同时禁止放映任何有威尔逊总统形象出现的外国影片。但朝鲜人通过地下渠道及小道消息了解威尔逊及其观点。有谣言说美国政府和威尔逊总统本人支持朝鲜人的要求,将要乘飞机来朝鲜相助;也有谣言说数十艘美国军舰已经向朝鲜开来,美军已经在仁川登陆。另一则谣言说巴黎和会已经承认了朝鲜独立,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说在威尔逊赴巴黎前夕,一位朝鲜人与他接触并询问他会不会在和会上讨论朝鲜问题。总统回答说,朝鲜人若继续保持沉默,他们的声音就不会被听见,但如果他们抗议则可能会有一个听证会。平壤的一位美国传教士报告说,由于朝鲜知识阶层都知道威尔逊支持自决,他们认为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和平会议将揭开全世界“每一个政治‘疮疤’和困难”,对之补救。在和会结束后,便不会有进一步的调整了。在为皇室葬礼做准备期间,日本军事当局感到有必要放宽管制。高宗的去世给了朝鲜人聚会和旅行的最佳借口,约有二十万朝鲜人从地方各省流向首尔,向这位离世的君主告别。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民族主义领袖争论他们是应该向日本人请愿独立,还是干脆自行宣布独立要求?他们最后决定采取后者,将拟定一份独立宣言书,在全国举行和平示威,向全世界表明他们的自决愿望。他们也将向在东京的外国列强代表递交请愿书,并致信威尔逊总统,请求他的支持。为了避开日本人的审查,给威尔逊及和会代表的请愿书先要偷运至中国东北,再经过中国的邮政系统邮寄到上海,然后转寄巴黎。公告的发布日期定为3月1日,是为了利用当天群众为了皇室葬礼而聚集在首尔的机会。那天早上, 33名杰出公民及基督教、天道教及佛教的重要领袖聚集在首尔一间餐厅里,签署并发布了朝鲜《独立宣言书》。1919年3月1日的这份独立宣言书由29岁的学者、出版家崔南善(1890—1957)起草,并在首尔塔洞公园(Pagoda Park)公开宣读。宣言书使用威尔逊的语句,宣称朝鲜在世界民族中的自由及平等权利,发动了反抗日本统治的广泛性民众运动。宣言书清楚地表达了朝鲜人对殖民地统治的看法及对未来的期望:吾等兹宣言我朝鲜之为独立国与我朝鲜人之为自主民!以此告世界万邦,而克明人类平等之大义;以此诰子孙万代,而使永有民族自存之正权。……噫!新天地展开于眼前:威力时代已逝,道义时代斯届!往日磨练长养于全世界之人道精神,方行投射新文明曙光与人类历史。……(公约三章)一、今日吾人此举,乃系维护正义、人道、生存、繁荣之民族要求;唯有发挥自由精神,绝毋逸走于排他感情!二、直至最后一人、最后一刻,畅胆发表民族正当意志!三、一切行动,尊重秩序,以使吾人之主张与态度光明正大。为强调这场运动的和平性质,他们也送了一份宣言书给日本总督,并通知殖民地警察他们的目的是非暴力抗议。当《独立宣言书》宣读完毕,33名签署人主动将他们的活动通知日本当局,也因此立即被逮捕。他们的计划是将所发动的运动由学生、继而由全体人民继续向前推动下去。根据一份目击者的报告,当天下午两点,“首尔出现了朝鲜人的暴力示威,数千人参加,其中包括了学生、男性、女性、劳工及其他各阶层的人。有军队及大批警察出动平息暴乱,一直到半夜人群才散去”。如同五四运动时的中国学生一样,朝鲜学生很快便在三一运动中发挥起主导作用。事实上,人们在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当天早上,一群学生也准备了自己的声明,呼吁朝鲜独立。他们把它张贴在首都的主要街道上。这份声明的作者不详,不过明显不是出自签署《独立宣言书》的宗教领袖,更像是学生自己准备的,并在他们之间传阅。他们了解发表宣言书的计划,希望能以此对计划表示支持。这份声明的风格与正式的宣言书非常不同,更尖锐,更有对抗性。不过他们传达的讯息是类似的:世界事务中的自决新时代已经到来,朝鲜人必须独立。出于对坊间流传的关于高宗死因的谣言的反应,学生的宣言指责日本人毒死高宗是为了要消除朝鲜民族主义者在国际场合申诉的努力。声明宣称:“当我们向巴黎和会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时,狡猾的日本人则制造假证,说‘朝鲜人对日本人的统治很满意,不希望与日本分开’就是要掩人耳目。”学生在声明中推测,当日本人将虚假的证明交给高宗,要求加盖皇室印玺时遭到高宗拒绝,因此日本人决定将他杀死。声明以激动人心的号召结束,呼吁人们行动起来,将朝鲜的愿望置于最新的国际发展之中:自从美国总统宣布“十四点原则”,民族自决的声音就横扫全世界,波兰、爱尔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十二个国家已经取得了独立,我们伟大的朝鲜族人民怎可错失良机?我们的海外同胞正利用这个机会请求恢复国家主权……现在是改变世界及恢复我们被毁坏的国家的大好时机。如果整个民族团结起来,我们就有可能恢复失去的民族权利,挽救几乎被毁灭的国家。随着学生的声明贴满街头,正式的《独立宣言书》在首尔市中心被高声宣读,周围的大批人群高呼“朝鲜独立万岁!”1919年3月1日标志着朝鲜漫长的独立道路的开始。一位当时还很年轻的参与者回忆说,3月1日早上,他在学校听说了这个运动,立即赶到学生集会的地方。他听见一位学生代表向同伴们发表下面的演讲:“今天我们朝鲜人要宣布独立。我们的代表已经去了巴黎和会。我们必须为朝鲜独立高呼‘万岁’来向全世界表达独立的愿望。”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超过一百万人(有些资料甚至说超过二百万人)在朝鲜半岛各地参与了运动。所有省份都有人参加独立示威,示威者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年纪及各种不同职业。商店老板关门,工人罢工以支持运动。3月1日发起的持续性抗议活动,在朝鲜历史上成为著名的三一运动。在朝鲜国内,运动由当地宗教团体及教育机构持续开展;相比之下,海外的独立运动则由不同的朝鲜流亡活动家推动。紧接着三一运动,朝鲜内外成立了若干临时政府。利用这个时刻,朝鲜各道代表在4月16日至23日这周秘密在首尔聚会,成立临时政府。他们起草了一部宪法,选举李承晚为大韩民国总统。差不多同时,流亡西伯利亚和上海的朝鲜人亦举行同样的会议,分别成立了临时政府。在上海的临时政府后来得到了中华民国政府的认可,一支韩国光复军(Korean Liberation Army)稍后亦在中国创办,目标即为朝鲜独立而战。上海临时政府及其自行任命的官员,包括那些在海外已经非常活跃的活动分子,以及三一运动之后才流亡海外的人。各个临时政府的建立均以《独立宣言书》和朝鲜人民在三一运动中所展现的力量为合法依据。独立运动的广泛开展和大韩民国政府的成立显示出朝鲜人民的政治意识已经到达了一个新阶段。该运动动摇了日本的残酷殖民统治,极大地推动了朝鲜人民的独立斗争,让世界更进一步了解到他们对自由的渴望。1919年4月13日,于上海组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追求朝鲜独立的活动家认为他们最重要的诉求对象不是日本当局,而是集中在巴黎和会上的各国领导者。朝鲜民族主义者在回顾日本在朝统治的不公正历史时,“大量使用威尔逊式的形象化描述”,因为他们把自己“同整个世界的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认为“那是我们时代的中心力量,是为所有民族争取决定自己生存权利的正义运动”。这一运动为朝鲜人复国提供了机会,并且“随着世界新思潮前进”,“人类的良知”站在他们一边。近代朝鲜以1919年抗议日本的行动作为民族觉醒的开始。它为争取自由的斗争提供了原动力,这是全朝鲜人民的斗争,并且最初的打算是一场和平运动。今天回想起来,三一运动一直被视为“朝鲜整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它所属的时代也是最大规模的。“朝鲜独立万岁”这个口号与中国五四运动中所喊出的口号也相类似。马雪松认为,三一运动是朝鲜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大众现象的前所未有的表现,再也不限于知识精英阶层。它标志着朝鲜现代民族主义的开始。如同五四运动一样,三一运动也许不算成功,因为它没有达到让国际社会承认朝鲜独立的目标,甚至连在战后和会谈判中正式提出朝鲜问题这一更温和的目标也没有达到。然而马雪松指出,“虽然它没有达到所宣告的目标,但这场运动在朝鲜民族主义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短期内,它促使日本当局在1920年代以更加宽容的‘文化政策’取代了1910年到1919年间的严酷军事统治。在广义上,它改变了朝鲜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及范畴,动员朝鲜人起来反抗日本统治”。换言之,和中国的情况一样,“三一运动彻底改变了朝鲜的民族运动,帮助塑造了后来朝鲜的国家认同和发展”;的确,它是朝鲜民族发展的关键一步。对李承晚和其他朝鲜民族主义者来说,在朝鲜开展的三一运动是场及时雨。1919年,第一次朝鲜人代表大会在费城举行,李承晚准备并提交了名为《对美国的呼吁》的决议草案,4月14日该草案获得代表们通过。其中呼吁:我们,1919年4月14日到16日聚集在费城召开(第一次朝鲜人)代表大会的朝鲜人,在此代表本民族一千八百万人民向伟大而仁慈的美国人民呼吁,朝鲜人民正遭受无尽的苦难,忍受着日本军事当局的野蛮对待……我们恳求你们的支持及同情,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热爱正义,你们曾为自由及民主而战,你们站在基督及人道的一边。在上帝和人类的法则之前,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目标是脱离军国主义专制;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亚洲的民主;我们的希望是普世传扬基督教义。因此,我们认为这一呼吁值得你们考虑……我们再次请求你们,伟大的美国公众,给予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帮助,使我们在朝鲜的弟兄知道,你们的同情将与他们同在,你们是自由和国际正义的真正表率。4月16日下午,大会以代表们游行至费城的独立厅和李承晚宣读《独立宣言书》结束。代表们在那里三次高呼“大韩民国万岁!”与“美国万岁”。日本人为三一运动的巨大规模所震惊,运动中100多万朝鲜人直接参与了1500多个不同集会。这些集会遍及朝鲜218个行政府郡中的211个,只有7个府郡没有。日本国会议员想知道为什么朝鲜人如此严重的抗议没有被殖民地政府“扼杀在萌芽状态”,为什么统治当局不知道这些示威将要发生,以及为什么他们似乎对朝鲜人民的感情毫无所知。当然,在日本有些人指出,“由于朝鲜的报纸不许涉及任何政治问题,因此很难判断该国的现状,也不了解为什么那里会有这么多骚乱”。由于猝不及防,日本殖民政府对抗议行动做出了迅速而残暴的反应。日本派出军队镇压示威,拘捕46 968名示威者,杀死7509人,15 961人受伤,有超过700间房屋被毁或被焚烧,同时被毁的还有47座教堂和两间学校。在最残酷的镇压中,出现了在水原郡附近的堤岩里村的屠杀事件,日本人将29个村民赶至一个教堂内,对他们扫射并焚烧教堂,有人被活活烧死。但残暴的镇压只会加深朝鲜人对日本人共同的仇恨,让他们更加下定决心摆脱日本人的统治。下一章节将会更详细地谈及,三一运动使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十分难堪。它大大羞辱了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吹嘘自己的统治如何仁慈,如何得到了朝鲜人的支持。日本的宣传经常说朝鲜人民自愿服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但现在朝鲜人用示威向全世界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在大规模的抗议下,日本被迫改变其朝鲜政策,至少在名义上由残酷统治改为所谓的“文化政治”。但李基白指出,“这一切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达到与以往完全相同的目标罢了。因此,新政策大部分是欺骗性和蛊惑性的”。具汏烈正确地论证“三一运动是朝鲜在整个殖民地时期最大规模的全国性反抗运动。它在同一时期朝鲜半岛国际关系中亦极端重要”。三一运动显然属于亚洲人的共有历史,因为它不仅打击了日本在朝鲜的统治,同样重要的是,它也对越南民族主义者及中国的五四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在第六章会详细谈及。与三一运动一样,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形成的一个转折点。北京大学的学生成立国民社,发行杂志《国民》月刊。其1919年4月号便是朝鲜独立运动特辑,刊登了《独立宣言书》正文及五篇关于朝鲜独立运动的评论文章。《国民》报道说,一名朝鲜农民高举国旗,日本人砍了他一只手,他便用另一只手举旗,继续高呼“独立万岁”。中国知识分子当时公开承认五四运动受到三一运动的影响,著名领袖陈独秀、傅斯年、未来中共领袖毛泽东等都盛赞朝鲜争取独立的斗争。陈独秀尤其钦佩三一运动,他写道:“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我们希望朝鲜人的自由思想,从此继续发展。我们相信朝鲜民族独立自治的光荣,不久就可以发现。” 据说有些在华朝鲜人呈送纪念石刻给中国总统徐世昌,感谢他对朝鲜人事业的支持。制作者自称代表两千万朝鲜人,强调中国与朝鲜自古以来的亲密关系。由于朝鲜在巴黎没有自己的代表,他请求徐世昌利用其地位代表朝鲜人斡旋,推动朝鲜人民的独立事业。三一运动对印度国大党于1919年4月5日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也有很大影响。印度的这场独立运动包含了朝鲜宗教领袖提出的非暴力原则。诗人泰戈尔在三一运动十周年时写的诗歌《东方的持灯者》,以及尼赫鲁在狱中为女儿写的《世界史一瞥》(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中对三一运动的赞扬,都显示出朝鲜独立运动对印度人的深刻影响。甚至在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马尼拉的大学生们在1919年6月也以三一运动为榜样发起了一场独立运动。菲律宾援引国际联盟的精神来推动本国的自决和一个更广泛的后殖民地秩序。艾米莉·卢森堡(Emily S. Rosenberg)在《一战、威尔逊主义及对美帝国的挑战》一文中称,当时的《菲律宾评论》(Revista Filipina)杂志不但拥护菲律宾独立,也同样支持朝鲜独立。杂志刊登的文章表示,赋予菲律宾独立将会给日本施加压力,使它在朝鲜也做同样的事。“我们希望协约国会议不会忽视朝鲜的纷争以及其他类似的论争,认真看待他们的贡献,扫除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从而迈向名副其实又发挥效用的国际联盟。自决使一个民族走向伟大,没有什么比自治所带来的机会更充足、更巨大。为了充分享受和扩大这样的自治,协约国甘愿并且仗义地为此尽最大努力。”一位朝鲜学者指出,“如果有一天,世界史能以尼赫鲁《世界史一瞥》一书中的方式诚实地书写,三一运动将会被重新评价为照亮四分之三人类自由希望的第一座灯塔”。尼赫鲁当然,三一运动本身也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例如威尔逊的理想、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价值观等。著名的《独立宣言书》有强烈的中国特征,不单是因为它是用古汉语写成,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反映了中国本身的现状,以及更为广阔的亚洲的现实。最明显的一点是,朝鲜人把他们的民族梦同中国人的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指出日本人“武力拘束二千万含愤蓄怨之民,非谨不为保障东洋永久之和平之所以然”,而且会加深“四亿中华民族之对日”日益增长的猜疑—亚洲的和平正依赖于他们。《独立宣言书》进一步阐明,“今日吾人独立,将使朝鲜独遂正当生荣,将使日本得出于邪路以全其东洋支柱之重责,将使中华得免梦寐不离之疑忌恐怖,目将成为以东洋和平为其重要部分之世界和平。” 很明显,朝鲜人与中国人有着对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共同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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