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作品(冯友兰写出此书,胡适哲学史风光不再,陈寅恪称其思想史有数著作)

冯友兰作品
一、哲学史的奠基之作人们常说,民国是大师辈出的年代。特别是在人文学科,民国大师几乎成为绝响,令人感慨。
为什么那时候大师辈出呢?
一方面,民国时期是现代学科初创时期。那时候的学者往往是学科的开创者,奠定一门学科的研究范式和基础著作,以后的学者继续研究,肯定要从沿着他们开辟的路走下去。
那时候,旧学术已经过时,新学术则是一片荒原,当时学者犹如美国西部拓荒者,往往很容易就抢占一片学术地盘。比如谢无量就是一个很善于占地盘的学者,他写了最早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等,以后这几个领域的研究者,即使不看他的书,讲到渊源时,也难免会提到这些书。
另一方面,那时候的学者往往是先接受了扎实的古典教育,四书五经读得烂熟,然后又出国留学,接受新知识,中西合璧,用西方学者的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学问,这种优势后人难以再复制。
在哲学领域,胡适就是这样的一个学者。他在谢无量之后,也写了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2月出版),突破传统历史和思想史的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很快风头就盖过了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
可惜的是,当时胡适只出版了上卷,下卷则因为忙于社会事务,兴趣转移,一直没有写出来,以至于黄侃曾经笑话胡适是太监(意思是“下面没有了”)。
胡适的半截《中国哲学史》风光了十多年,终于迎来了真正的王者:1931年,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此书上卷的审查报告中盛赞:“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推荐其列入清华丛书出版。

冯友兰不像胡适,他乘胜追击,两年后又出版了下卷,陈寅恪再次为他出具审查报告:“自刊布以来,评论赞许,以为实近年吾国思想史之有数著作,而信寅恪前言之非阿私所好。”意思是前两年我猛夸上卷,可不是拍马屁,这两年好评如潮,是有公论的。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后,胡适的半截哲学史不再风光,而且因为事务繁忙,他的下半部最终也没能写出来。
于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真正成为中国哲学史的奠基著作,成为修习中国哲学者的必读书目。

二、因为这部书,胡适对冯友兰耿耿于怀一辈子胡适和冯友兰两个人互相看不上,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
1930年,冯友兰将《中国哲学史》上卷书稿寄给胡适。胡适除了提出对老子年代不同的看法外,对全书未做任何褒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与陈寅恪的态度相比,仅是夸他“勤”,可谓敷衍之至。
此后在多个场合,胡适都不遗余力地攻击此书。恨屋及乌,一向待人宽容的胡适,甚至吐槽冯友兰:“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连冯友兰留大胡子,胡适都说“他不是故意留胡子,他是舍不得花钱”。
不难看出,胡适对于自己学生辈的冯友兰(胡适任北大教授时,冯友兰还是哲学门的大三学生),写出超过自己风头的著作,心里是很不舒服。1948年,在中研院院士推选中,胡适提名了汤用彤、金岳霖,却没提名冯友兰,而冯当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明显在汤、金之上。
当然,凭借《中国哲学史》和其他重要著作的影响,最终冯友兰还是当选了院士。
胡适对冯友兰的敌视态度,不仅因为冯友兰的哲学史盖过他的哲学史的风头,两个人关于中国哲学史有很多争议。
在研究思路上,冯友兰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胡适是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之一,对于儒家思想以批判为主,而冯友兰则是力挺儒家的,他着力论证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
冯友兰认为《论语》成书早于《老子》,提出三条理由:“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老子》非问答体”“《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胡适认为这三点均不能算是证据,坚定认为《老子》先于《论语》。
两个人谁都说服不了谁,互相攻击一辈子。
当然,胡适的半部哲学史,也是后学绕不开的一部著作。但从影响上来看,毕竟只是半部,对于学习哲学者来说,起不到全面的引导作用。

三、“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考取公费出国留学学习哲学的资格。去美国之前,冯友兰为选择学校一事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推荐他去哥伦比亚大学。
冯友兰听取了胡适的建议,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胡适的导师杜威也是他的指导老师。
冯友兰是抱着学习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去留学的,但在学习期间发现,自己的英文功夫和西方哲学功底都很薄弱,索性改行研究中国哲学,在了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和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
方向一变,思路顿开,冯友兰一下子就看到中西哲学的区别:
“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因事见理,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部是就理论理。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从殊相讲到共相,从特殊讲到一般,从具体讲到抽象,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从开始就讲一般,从共相到共相。习惯于读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对于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我开始是看不懂的。这个不懂,主要的不是文字上的问题,而是道理上的问题。主要的是不懂一般和特殊的区别,理论思维没有过关。”
冯友兰治学方向的转变,可谓明智:换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在三年半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学业,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之后,他继续从事哲学研究,在民国时期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冯友兰先生曾自拟一联,总结自己的主要著作:“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三史”就是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三套中国哲学史著作。“六书”则指“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本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
《中国哲学史》是第一套以西方哲学概念完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全书两部,上部为子学时代,自孔子至淮南王;下部为经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以董仲舒思想之立而划分两部分。
此书梳理哲学,采用的是引原文再批注的方式,对比各家异同,同时还与西方哲学思想进行了对比。
这本书的基本架构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他的许多观点,如名家应分为惠施之“合同异”、公孙龙之“离坚白”两派;二程思想不同,分别为心学、理学之先驱;又如程朱异同,陆王异同,朱王异同;等等,均发前人所未发,许多概念已成为定论,为后来学者共同接受,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哲学史奠基之作。
对于胡适,冯友兰也不客气。在批判胡适的大潮中写了很多批判文章,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次访谈中还说:”胡适过了1927年就没有影响了。“这里主要讲的是哲学研究。
他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因为这部《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出版80年来,版本无数,古吴轩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的这套,堪称精美:包装雅致,富有特色,硬壳精装,装帧以黑白色调为主,书脊以阴阳鱼为主题,象征着中国古典文化。
古吴轩版的《中国哲学史》还有一个小惊喜:下册附录还收录了冯友兰的另一部篇幅短小的著作——《中国哲学小史》。这部小史也是一个通俗易懂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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