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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下郊拼,1853年台北泉州移民的大规模群体斗殴

拼,这个词在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些方言中有着“冲突”,“争斗”之意,于是,南方一些身份的地方史之中,经常会出现带有此字眼的特殊方言型地方术语,而这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853年,发生在台湾台北的一些大规模斗殴——“顶下郊拼”。
19世纪以来,中国人地矛盾尖锐,福建等大陆居民移居台湾速度加快,很快台湾地区资源也呈现紧张之势,这些移民通常以乡土或纽带集结在一起,抱团与其他团体争夺资源,这便是“分类械斗”,而清政府在台湾公权力不彰,使得台湾府成为全中国最混乱的一个府。
台湾械斗多发区域
台湾北部地区也是如此,乾隆、嘉庆之后,台湾对面的福建泉州府大批居民移居台北艋舺,此地渐渐大盛,产生了“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美称,这里的“府”即台湾府城,在今天的台南地区,台湾岛最开始开发的都是南方,这里距离大陆较近,而且是台湾的平原区,适合开发;“鹿”指的是鹿港,台湾第一个由汉人开发的城市据点。其发达肇因于1784年(清高宗乾隆49年)清朝政府仿鹿耳门及厦门模式设立专员管理,开放“福建泉州府晋江县所属蚶江口”与“台湾府彰化县鹿仔港”来往通商。此后行郊云集、商务发达,迅速成为中部第一大港;而此时,艋舺(今台北市万华区)也渐渐崛起。
清代台湾主要市镇
但是,有移民就会有争斗嘛。
当时的艋舺,移民于艋舺的,有两大族群,一为居于八甲庄的福建泉州同安籍移民;另一派则是泉州三邑(晋江、惠安、南安)人,这其中三邑人比较多,来的也比较早。这其中同安人主要和厦门一带的人做生意,于是他们居住地方被称为“厦郊”,后传为“下郊”;而泉州三邑商人,则称做“顶郊”,多与泉州、福州等地贸易。
这些不同乡土的人住在一起,自然有不少冲突,有的是利益纠葛,有的就是文化冲突,1738年,艋舺的三邑人因为北台湾有瘴疠之气,瘟疫死者甚众,于是奉祀由原籍晋江县泉安龙山寺分香而来的观音菩萨香火,建成艋舺龙山寺。于是后来此寺庙称为三邑人的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当然,这个体系中同安人的下郊是被排除在外的。
艋舺龙山寺
19世纪,艋舺移民渐多,同安人为主的下郊,与三邑人的顶郊的冲突升级,最关键的利益是艋舺码头的泊船权利;而同安人也有自己的信仰——乡土神霞海城隍,双方也经常因信仰不同而开打。
终于在1853年,冲突总爆发,被称为“顶下郊拼”或“四县反”(反为方言中大规模叛乱之意)。
事件起因说法不一,地方志的记载如下:
“因码头力伏口角而引起之分类大械斗, 俗称顶下郊拚。 同安人聚居之八甲庄被焚掠,双方损失颇不赀。而艋舺市街自经此次人为之浩劫后,元气大伤。”——《台北市志》
也有说法是双方争抢收割稻谷、或者是因为同安县地处泉州府、漳州府两府(意即比起偏北的三邑,同安地理上较接近漳州;今日同安隶属厦门市)交接,台湾的同安人于18世纪末开始的台湾泉漳械斗中,立场过于中立,并不援救同属泉州府的三邑人,使得三邑人想报复等。
当然,这不重要,总之双方积怨很久了。同安人对于顶郊三邑人霸占码头与艋舺龙山寺深感不满,蠢蠢欲动,而三邑人有所察觉,在寺庙里开会,决定主动出击,八月,械斗开始。
不久设于艋舺的新庄县丞署,海山堡潭底公馆等两官署,遭两方人马焚毁。
这不是一般的打群架,这是战争规模的械斗,三邑人虽然人数多,但他们所居的龙山寺与旧街(今西园路),蕃薯市街(今贵阳街)三地与同安人所居之八甲庄,正好隔着安溪人所建的艋舺清水岩祖师庙且池沼遍布,三邑人难以大规模攻击,于是他们向中立者泉州安溪头人白隆发借道,威逼利诱,欲毁安溪人信奉的祖师庙,以便攻进八甲庄,并承诺事成之后,会帮助安溪人重建庙宇,白隆发被迫同意,将清水祖师神像徙出,任三邑人烧毁庙宇(但三邑人在械斗事件后却毁约)。
三邑人一边进攻,一边将同安人房屋全数焚毁。而败逃之同安人,不得不放弃艋舺码头的地盘,由同安大老林佑藻率领,逃往大稻埕另辟商埠,后来并在大稻埕建了霞海城隍庙,奉祀从顶下郊拼中救出的霞海城隍神像(至今该庙侧殿旁祀殉难于顶下郊拼的38位同安乡勇壮丁,并以“义勇公”称呼之。)
三邑人进攻方向(黑)与同安人败走方向(红)
三邑人胜利了,得到了大部分地盘,但他们并未依约帮助艋舺祖师庙的重建工作,白隆发责问三邑人,三邑人只捐献了一对龙柱,略表意思,白隆发也无可奈何,只好向安溪人募款重建。
不过三邑人好景不长,后来艋舺河沙淤积,不易停泊,船只大多改停大稻埕。大稻埕于是逐渐取代艋舺,成为北台湾的商业贸易中心,大稻埕同安人反而得到了利益,真是阴差阳错。
不过这事情使得双方彻底对立,经19世纪末期两族群许多地方士绅努力,才渐次有所改善。不过到如今,族群纷争仍多少还是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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