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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轮法王的历史原型比他牛得多,曾经深刻的影响世界历史|文史宴

文/于笑洋

综合各方面来看,忽必烈的蒙古国师金轮法王在金庸小说中只能算中等人物。但历史上忽必烈的国师却比金轮法王杰出万倍,他就是大元帝师八思巴,不但将西藏收归元朝版图,也极大促进了藏传佛教的传播,还为蒙古帝国创造了文字——八思巴文,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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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这二人分站两旁,中间站着一个身披红袍、极高极瘦、身形犹似竹篙一般的藏僧,脑门微陷,便似一只碟子一般。
——《神雕侠侣》
这是金轮法王在《神雕侠侣》中首次露面时的情景。金轮法王以蒙古国师的身份,突然出现在陆家庄武林大会上。此时的武林江湖,被郭靖和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所代表的高手所主宰着,他们代表着那个年代的武学最高水平。来自吐蕃的金轮法王还只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
在随后的比武中,金轮法王试图在大会上挑战所有竞争者,在中原众多的门派中取得盟主位置。尽管金轮法王最终输掉了比武,但他的野心、武功以及古怪兵器,给在场所有人留下了强烈印象。此后,金轮法王给中原武林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与挑战。
金轮法王的神秘武器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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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雕侠侣》中金轮法王赖以成名的武器,是五种金属(金银铜铁铅)制作的轮式冷兵器,这些轮子上刻有密宗经文。这种陌生古怪的神秘武器此前从未被中原武林人士所使用过,它显然来自域外。
金轮法王的武器在历史上真实的存在。轮在梵语称为查克拉(Chakra)。在印度教和佛教中,金轮首先是重要的宗教象征和法器,它也可以被作为武器使用。根据印度的古老传说,远古的印度-雅利安人把轮视作太阳的象征。轮作为宗教法器最早出现古印度吠陀时期(约公元前1550 年),它是印度教护法神毗湿奴的武器。
佛教借用了这一概念,这个轮就是佛陀教义中的“法轮”,这一概念也后来被藏传佛教所继承。梵语查克拉(Chakra)在印度教和佛教中有很多神圣含义,也有很多的变体,意义各不相同。比如,六辐金轮代表着宇宙万象之轮;八辐金轮代表佛陀教义八正道,而千辐金轮意味着佛陀上千次的传法,能像太阳那样辐射。
拉萨大昭寺内的藏传佛教八幅金轮
作为武器的查克拉,被南亚次大陆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战士中使用。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的武士都曾使用它战斗。直到近代,沉重的铁轮依然被印度的锡克教武士用来当作武器。
装备着查克拉的印度锡克教战士(1844年)
查克拉随同佛教一起传入吐蕃,并演化出了独特的藏式风格。学者描述了它的样子和使用原理——“在外表上可能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铁饼相差无几……它是铁环或是带有尖利铁边的扁状环。这种铁环是以现代飞碟或飞镖的方式进行投掷。”(罗伯特·比尔《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只有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非常熟练地使用它且不被自伤。
古代西藏的轮盘式武器
《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
这种带有宗教含义且不易操作的武器,显然非常符合金轮法王的形象。在《神雕侠侣》中,金轮法王能像变戏法一样同时舞动五个轮子。——“空中飞起三只轮子,手中却仍是各握一轮,这金银铜铁铅五轮轻重不同,大小有异,他随接随掷,轮子出来时忽正忽歪,五轮运转如飞。”
1995版电视剧《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
八思巴的崛起:蒙古汗廷与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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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雕侠侣》里的金轮法王,是来自吐蕃的藏传佛教僧侣,是蒙古第一国师。在元朝历史上,有着多位藏传佛教僧侣担任国师的记录,他们中最为出名的显然是八思巴。
八思巴(Phags-pa,1235-1280)
蒙古人同藏传佛教的直接接触始于1240年。那年,一支隶属于阔端的蒙古军,在大将多塔纳波率领下深入乌斯藏(元朝以前称吐蕃)境内。阔端是窝阔台汗次子、贵由汗之弟,驻唐兀(西夏)蒙古军统帅,他代表大汗负责对乌斯藏事务。
多塔纳波的军队一路长驱直入,未遭遇激烈抵抗。他们轻而易举的摧毁并焚烧了位于拉萨附近的杰拉康寺,狂暴的蒙古士兵屠杀了500名僧侣,著名的热振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蒙古军的闪电式袭击给吐蕃人强烈的心理震撼,并留下非常可怕的名声。
吐蕃僧侣用夸张的语言描述蒙古来袭的恐怖形象——“凶暴的蒙古人在取舍方面如野兽一般愚昧;慈悲心比阎罗王还要小;体力比夜叉还要强壮;无数的军队比阿修罗还要令人畏惧。”(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自七世纪吐蕃王朝以来,还没有一支异族军队能像蒙古人这样,如此深远地进入乌斯藏腹地进行蹂躏。
缺乏防御的吐蕃根本无法抵御蒙古军的进攻
通过这次带有威慑和侦察性的远征,蒙古人开始对藏传佛教有了印象。他们同时吃惊地发现,乌斯藏竟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府!这让蒙古人无法弄清楚,究竟谁能代表乌斯藏同他们对话。
在拖延了数年后,阔端开始变得没有耐心,他发现乌斯藏各教派都在回避蒙古人,没有人敢为此承担责任。根据多塔纳波的建议,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被阔端指定代表乌斯藏的谈判代表,就乌斯藏的未来命运进行对话。
在乌斯藏众多的佛教教派中,萨迦派是最具影响力的教派之一。阔端在至萨迦·班智达的邀请信中,用威胁口吻告诉他——“……若是你以年迈为借口,那么以前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次,(和你相比)你岂不是违反了你学佛的誓言,你难道不惧怕我派遣大军来伤害众生吗?那么,你若为佛教和众生着想,请尽快前来,我将命令你管理西方僧众。”(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
拒绝蒙古人的邀请是不可能了。1246年,年迈的萨迦.班智达在他10岁的侄子八思巴陪同下,抵达位于凉州(今甘肃武威)的阔端营帐。
第二年,从哈拉和林出差返回的阔端接见了他。萨迦.班智达向阔端表示,他愿意说服乌斯藏僧俗部众臣服于蒙古汗廷,来换取蒙古人不再发动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作为回报,蒙古人承认萨迦派在吐蕃佛教徒中的领导地位。从此藏传佛教与蒙古汗廷之间建立了联系。此后八思巴留在阔端的军营,学习蒙古语并穿上了蒙古服装。
甘肃武威(凉州)白塔寺内的凉州会盟纪念碑
藏语文献称,同许多藏传佛教高僧一样,八思巴从小就是精通佛学的天才,据说在他7岁时,就能“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元史.释老传》)。他被认为有着超自然能力,因此被蒙古汗廷所关注。
萨迦.班智达1251年在凉州圆寂后,17岁的八思巴继承了他的位置。此刻萨迦派地位并不稳固,在遥远的蒙古本土,黄金家族正围绕大汗继承权进行新一轮权利洗牌。尽管阔端家族仍在保护年幼的八思巴,但他的命运看上去前途未仆。
随着蒙古大汗从窝阔台系转入托雷系,蒙哥和他的弟兄们全面接管了蒙古汗廷。新的蒙古大汗蒙哥,于1252-1253年对乌斯藏部分地区发动了新的军事行动。此外,一些藏传佛教派别效仿萨迦派,去寻求蒙古人的支持。蒙哥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成为噶玛噶举派的保护者,旭烈兀则成为止贡派的保护者。与此同时,忽必烈接管了萨迦派的庇护权,并开始负责乌斯藏事务。
吐蕃将军在喇嘛陪同下向忽必烈表示臣服
1253年,忽必烈奉命在六盘山集结军队去征服大理,此时他已享有很大的威望与权力。由于对藏传佛教有着浓厚兴趣,忽必烈在自己的军营内召见了八思巴,这深刻地改变了八思巴的命运。八思巴从此转而为他服务,他向忽必烈讲授藏传佛教的历史和宗教知识,他的学识和个性给忽必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把自己以及萨迦派的命运紧紧同忽必烈联系在一起,并同未来的大汗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友谊。
此后忽必烈把他留在身边,他成为忽必烈核心圈子内的成员。根据藏语文献记载,八思巴向蒙古皇室成员传授密宗修炼法,并显示了一些超自然能力,忽必烈的妻子察必成为他的第一个信徒。据说,在察必影响下忽必烈也皈依了藏传佛教。萨迦派以这种低调的方式在忽必烈身边发展其影响力。
在藏传佛教唐卡中,忽必烈和八思巴处于平等的位置
一条藏式哈达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蒙哥于1260年去世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几乎同时宣布自己为合法的继承者。无论出于私人感情还是个人前途的考虑,都促使八思巴必须站在忽必烈一边。他坚决支持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的雄心,从宗教角度论证其合法性。他通过将忽必烈塑造为佛教转轮王的化身来支持他,在当时藏传佛教僧侣著作《白史》中,忽必烈被描写成了转轮王的化身和伟大的君主。
八思巴之所以强烈支持忽必烈,也是为了萨迦派的利益。萨迦派在乌斯藏的主要竞争对手噶玛噶举派,此时已获得了蒙古汗廷强有力的支持。
1253年,噶玛噶举派宗教领袖噶玛拔希也曾被忽必烈召见,但他礼貌地拒绝了忽必烈要他留下来的邀请,因为他觉得忽必烈还不够强大。这促使忽必烈以后更加专注于对萨迦派的支持。
噶玛拔希后来前往哈拉和林的蒙古汗廷朝觐,为蒙哥大汗以及后来的阿里不哥效力。蒙哥赐给他一顶金边黑帽,这就是以后噶玛噶举派得名黑帽派的来源。表面上,噶玛噶举派在同萨迦派的竞争中处在了领先位置。噶玛拔希并不知道,这个看似聪明的决定是个错误的选择,他将为此付出代价。
在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当然不会忘记噶玛拔希曾对他的轻视,也是他下令逮捕并流放了噶玛拔希。藏传佛教两派的斗争,最终以萨迦派获得压倒性胜利告终。1260年,八思巴被忽必烈册封为蒙古国师,由此成为了蒙古帝国境内所有佛教徒的宗教领袖。此后,国师这一职务成为了萨迦派拥有的专利。每位元朝皇帝也都有一位萨迦派僧侣作为精神导师。
随着忽必烈地位的巩固,八思巴已经成为大汗信赖的重要官员。他于1270年获得了新的宗教头衔,忽必烈册封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其地位及贡献被概括在这些文字中。
蒙古国师VS全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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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雕侠侣》中,金轮法王率众袭击了终南山的道教全真派总部,试图降服不肯同蒙古人合作的全真派,但他被突然出现的小龙女和杨过所击败,在战斗中负了重伤的金轮法王惨败而归。
武汉长春观内的王重阳与全真七子图
现实中的国师八思巴也曾卷入同全真派的斗争,不过,这次获胜的一方是八思巴。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蒙古人在征服过程中接触了很多宗教。从成吉思汗起,蒙古人就对各种宗教持宽容态度,他的儿孙延续了这一做法。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背景和不同民族的宗教领袖也清楚地懂得,如果得不到蒙古人支持,他们不可能传教,甚至连生存也无法保障。因此,许多宗教的首领选择同蒙古人合作,寻求他们的支持。
13世纪初,道教全真派领袖丘处机曾远赴西域会见成吉思汗,道教因此获得了蒙古汗廷的青睐。此后,道教利用这种优势在华北发展势力,他们抢占佛教庙宇改为道观,没收佛教僧侣的财产,并拆毁了很多佛像,甚至干脆将将太上老君像塑在佛陀像上面。这引发了佛道之间的严重对立,双方进而相互指责对方的教义。
对此感到严重不安的佛教僧侣向蒙古汗廷申诉,这引起了大汗蒙哥的严重关注。此前已经有过多次类似冲突,蒙哥也曾亲自主持过佛道之间的辩论,听取双方意见,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蒙哥不希望看到严重的宗教对立,他命令自己的弟弟忽必烈彻底调查和处理此事。
忽必烈决定让双方来一次非常正式的公开辩论来解决争端。1258年,蒙古汗廷在开平府(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举办佛道辩论大会。忽必烈以严肃和负责的态度对待这次辩论,双方代表团由300位僧侣和200位道士组成。现场评委多达200人,有许多专程赶来的蒙古汗廷高级官员,忽必烈本人担任仲裁者。决定佛教和道教命运的论战就此开始。
佛教代表团由来自汉地、吐蕃、唐兀(西夏)、大理,甚至迦湿弥罗(克什米尔)的僧侣所组成,他们代表着佛教的不同流派,八思巴以帝师身份参加了辩论。很明显,佛教代表团比对手阵容庞大也更具有代表性。以全真派掌教张志敬(李志常的徒弟、丘处机的徒孙)为首的道士,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位置。
辩论的焦点是道士坚持认为老子曾离开中国到西域去,在西域老子把自己变换成佛陀并且开始传播佛教学说,他们暗示佛教只不过是道教的分支罢了。道教的主要依据是《老子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
甘肃崆峒山道观内壁画,《八十一化图》第三十五化-降邪魔
它只是后人虚构的神话并非信史
八思巴在辩论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凭借渊博知识对这些著作的可靠性提出质疑。他引用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史料对此进行反驳,并指出包括司马迁《史记》在内的早期中国史料也没有提到过这两部著作,认为这两本书是后人所伪造的。事实证明,八思巴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元代文献《大元至元辨伪录》记录了当时精彩的辩论场面:
帝师曰:“我天竺亦有《史记》。汝闻之乎?”对曰:“未也。”帝师曰:“我为汝说,天竺频婆要罗王(Bimbisara,意译影胜王,佛陀时代的摩竭陀国国王)赞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当其说是语时,老子安在”道不能对。帝师又问:“汝《史记》有化胡之说否”曰:“无。”“然则老子所传何经”曰:“《道德经》。”“此外更有何经”曰:“无。”帝师曰:“《道德经》中有化胡事否 ”曰:“无。”帝师曰:“《史记》中既无,《道德经》中又不载,其为伪妄,明矣!”道者辞屈。
于是忽必烈裁决道士为辩论的失败者。作为惩罚,17名道教辩手被命令削发为僧改宗佛教。忽必烈命令道教徒归还早先强占的佛教资产,还命令销毁所有的《老子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但这项命令从未被认真执行。不过忽必烈没有对道教进行进一步的迫害,更没有禁止道教,显然他没有背离成吉思汗所制定的宗教包容政策。但很明显,道教,特别是全真派,在忽必烈心中失宠了。
蒙古国师:暗黑破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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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雕侠侣》蒙古军进攻南宋最重要战略据点襄阳的战役中,他们面对的是由郭靖指挥的、得到众多武林高手支援的南宋守军。蒙古军无法突破守军的防御,并遭到武林高手的无情打击。于是,金轮法王设法绑架了郭靖之女郭襄作为人质,试图让郭靖屈服。然而并没有什么用,主人公杨过成功地解救了郭襄,金轮法王本人也因周伯通的突然袭击而丧命。
更戏剧性的情节出现在小说结尾,杨过用高超的武功击毙了亲临前线指挥的蒙古大汗蒙哥,这最终导致蒙古军放弃了襄阳的进攻。
襄阳战役(1267-1273年)
一名蒙古士兵正试图帮助中箭受伤的同伴
现实不可能是酱紫了。事实上,在13世纪末蒙古军在南宋战场陷入艰苦的围城战时,他们的确曾求助于国师八思巴。八思巴使用了法术来帮助蒙古军获胜,他是蒙古军的秘密武器。
这不是蒙古人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超自然战术”。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和征服花剌子模的战役中,他就曾求助于蒙古人的萨满神灵,他请求和呼唤腾格里长生天帮助他们在战场获胜。
另一个实例发生在1232年决定金国命运的三峰山战役中。当蒙古军面对来势凶猛的金军处于不利局面时,蒙古军统帅托雷召唤了萨满的雨神施展巫术。“这是用各种宝石开展的一种巫术,一旦拿出这些石头,将它们放在水中一洗,即使仲夏也会立刻出现寒冷、冰雪、大雨和暴风雪。他们中有个康里人,精通这种法术。”(拉施都丁[波斯]《史集》)。蒙古军穿上护具静待灾难的到来。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如期而至并持续了数天,金军“僵冻无人色,几不能军”。得意的蒙古人发起逆袭,一举摧毁了不知所措的虚弱的金军。
在蒙古VS南宋的战争中,忽必烈请求八思巴呼唤神灵帮助他们打败宋军。跟小说不同的是,这位国师没有让他失望。八思巴命令在涿州修建一座神庙,来供奉和召唤藏传佛教神灵——大黑天。他亲自为它开光,并让它面朝战场的方向南方。
大黑天绝非普通的神灵,在梵语中称之为摩诃迦罗(Mahakala),它最初是印度教湿婆的化身,后来成为了佛教护法神。特别在藏传佛教中,它被认为是毗卢遮那佛(Vairocana,或称大日如来),它代表着极具毁灭力的护法神。
约公元1100年的来自于印度东部的摩诃迦罗神(大黑天)雕像
大英博物馆收藏
不止一份元代文献指出,当大黑天在战场上显灵出没时,南宋前线军民的保护神真武大帝,即道教神话传说中的北方之神,也为之恐惧而躲避起来。据说这种法术产生了巨大的负能量,严重动摇了南宋守军的战斗意志,并导致他们放弃了包括襄阳在内的多个城市的抵抗。
——摩诃葛刺神,汉言大黑神也。……方王师南下,有神降均州武当山曰:“今大黑神领兵西北来,吾当谨避之。”及渡江,人往往有见之者。武当山神即世所传玄武神。([元]柳贯:《待制集》)
——天兵初南下,襄城居民祷真武,降笔云:“有大黑神领兵西北方来,吾亦当避。”于是列城望风款附,兵不血刃。至于破常州,多见黑神出入其家,民罔知故。实乃摩诃葛刺神也。此云大黑。([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
大黑天VS真武大帝
在藏语文献中,对大黑天显灵有着更加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当南宋末代皇帝宋恭宗赵?以战俘身份,被押送到大都途经涿州大黑天殿时,他立即认出了大黑天。
——伯颜率军出征,收服蛮子之地,虏蛮子幼主而归。至涿州护法殿,见护法神像,曰:“昨日带兵之黑巨人在此 。”(释迦·仁钦德《雅隆尊者教法史》)
——当蛮子国王及归降之众到来时,有人给他们指示涿州依怙殿,彼等说:“在我们地方,望见军中出 现一大黑人及其侍从,原来大黑人住在此处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
在今天看来,这些似乎都只是荒诞的神话。但在那个年代,交战双方呼唤神灵来获得帮助是很常见的事。尤其对宗教持敬畏态度的蒙古人而言,他们认为八思巴具有呼唤和命令鬼神的超自然能力,并对此深信不疑,它对鼓舞蒙古军士气起了巨大作用。
顺便提一句,随着密宗的传播,大黑天后来被东亚的一些帮派社团所崇拜。比如,它经常会出现在大中华区和日本黑道流行的纹身文化中。据说,昆山反杀案中的龙哥,身上也纹着大黑天。
蒙古国师:帝国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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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金轮法王没能完成蒙古大汗的任务,他的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事实上他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业绩,他的武功也被严重高估了。作为忽必烈信赖和器重的高手,他显然是个不合格的失败的国师。
真正的蒙古国师在元朝历史所起的作用与贡献远比小说中重要的多。
在忽必烈成为元朝皇帝(1271年)之前,他已经成功将西藏纳入了中国版图,八思巴在其中扮演了关键作用。1264年,忽必烈设立了管理佛教和西藏事务的机构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八思巴兼任了首任总制院使。
总制院是不同于元朝行省制的管理体制,是政教合一的特殊单位,它直接对大汗负责。一年后,肩负着政治使命的八思巴作为大汗的代表返回乌斯藏,他花了数年时间来整顿乌斯藏的政治与宗教秩序,确保朝廷能够有效地对该地区行使主权。在完成这项工作后他于1269年返回大都。
1982年中意合拍电影《马可波罗》
忽必烈、八思巴和马可波罗
八思巴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为元朝设计了一种新的书写系统。此前,蒙古帝国境内不存在统一的官方书写系统,文字使用非常混乱。人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文字来拼写蒙古语,汉文、畏兀儿文、西夏文和波斯文,都曾被用来拼写蒙古语,这意味着大汗的圣旨和朝廷的命令,有时无法被正确的表达甚至被曲解。
对此无法容忍的忽必烈要求八思巴设计一种新的蒙古文字来结束混乱局面。这显然超出了八思巴的工作范围,但他总是能完成大汗的使命。1268年,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造了“八思巴文”,八思巴蒙古文作为元朝官方文字使用了近一个世纪。
元代八思巴文圣旨金牌
大意是
“以至高无上的长生天名义,皇帝命令,不可违抗,谁若不从,问罪处死。”
八思巴于1280年圆寂(有种说法认为他死于政敌之手),为之惋惜的忽必烈再次为他追赠了华丽而冗长的头衔,全称是:“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班弥怛”。
小说和影视剧中的蒙古国师,只不过是穿着古怪服装拿着古怪武器的反派大Boss,其真实事迹鲜为人知。和人们想象中不同,蒙古国师绝不是只会表演各种戏法的魔术师,也不是为荒淫的皇帝提供密宗房中术的性老师。事实上,有关蒙古国师还有着很多令人着迷的严肃话题,上面描述的只不过是他一生的部分历史片段,他的故事还远远不只这些。
参考资料:
陈庆英:《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帝师八思巴传》、《元朝帝师制度述略》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
释迦·仁钦德:《雅隆尊者教法史》
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
罗伯特·比尔[英]:《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
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奥地利]:《西藏的神灵和鬼怪》
莫里斯·罗沙比[美]:《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
胡其德:《蒙元帝国初期的政教关系》
尹雁:《析蒙古诸王与藏传佛教各派的关系》
仁庆扎西:《西藏佛教与元王室》
王启龙:《忽必烈与八思巴、噶玛拔希关系新探》、《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
札奇斯钦:《蒙古统治时期的中国佛教与道教》
秦新林:《蒙元时的佛道之争及其影响》
马晓林:《蒙元时代真武-大黑天故事文本流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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